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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空的明星不会更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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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丽的鲜花不将更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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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4463字
袁杰伟:《随园流韵:袁枚传?前言》
蒋振华:《圩程——袁杰伟自选集?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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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板船》看袁杰伟的纪实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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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章罗生
湘文化源远流长,“惟楚有才,于斯为盛”:不说古代的王夫之、近代的曾国藩,也不说现代的毛泽东,刘少奇、贺龙等革命家与军事家,单就当代文坛而言,也群星灿烂、人才辈出——“文学湘军”继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享誉全国之后,于21世纪又异军突起、再造辉煌。不过,以往是以小说等虚构创作为主,而当今则以报告等纪实创作为重——这一点,虽说是文学的“纪实”时代使然,但也打上了鲜明的“湖湘”印记。如以毛泽东为主人公的“红色”题材创作,就因其天时地利而走在全国前列:继张步真、赵志超、龙剑宇、杨华方等“毛泽东专家”之后,余艳、纪红建、张雄文、胡玉明等又将其扩展至杨开慧、粟裕、贺龙等人及湘西南与浏阳等红色根据地。而在“问题—改革”等现实题材创作方面,继谭谈、李超贵、张扬与杨远新等之后,又涌现了陈启文、阮梅、彭学明与韩生学等在全国有影响的“新生代”。而袁杰伟呢,虽也是“新生”的“60后”,但因“潜伏”较久、出道较晚而一直未被关注,即使在笔者的“专业”研究中,也迟迟未将其列入计划。然而,在读到他即将出版的新著《毛板船》时,我不觉眼前一亮,才想起他先前送我的《圩程——袁杰伟自选集》3卷本和“竞标”而来的“国”字号大作《随园流韵:袁枚传》等。而在我“亡羊补牢”、认真研讨他的这些作品之后,不禁既惊又喜:湖南的“纪实”群体中,又增添了一颗闪亮新“星”!
袁杰伟虽出身贫困、经历坎坷,但自强不息,顽强与命运抗争。正是如此,在几次考研失败后,他不甘屈居贫困山区,而要去生活的激流险滩闯荡,以书写自己的独立人生。如此,他南下广州,先后在报社、学校与公司任职,也曾参与电视剧写作和拍摄等。其中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教训;既感受到时代的躁动与人性的温暖,也体会到社会的复杂与生存的艰难等。这些,在他的《圩程》第一卷《漂泊在羊城》中有翔实而真切的记载。该作一般被人称为纪实小说,而我则认为,它更是一部真实、形象的自传。因为,它不但如实记述了自己在羊城的“漂泊”,而且通过“我”与羊城及家乡的联系而反映了广阔的时代社会;不但真实记叙了自己的喜怒哀乐与爱恨情仇,而且用“袁杰伟”等真名,且不回避其情场波折与人性隐私等。《圩程》第二卷《尘埃落不定》为纪实散文,大多篇幅短小,内容除记述自己在羊城与娄底等地的经历、见闻与感受外,尤其是增加了对社会世俗的揭露批判与对人生、历史的思考等。这一点,在《“淡泊”两字好迷茫》《记者与骗子》《记者与农民工》《教师节杂感》《“豆腐渣工程”》《狄仁杰的“另类”》《范晔为何招来杀身之祸?》《说岳飞》与《张居正为何不能成为历史名臣?》等篇中表现尤为突出。当然,这一点在《圩程》第三卷《第三只眼》中更为集中。该卷被认为是杂文集,因而也的确具有杂文针砭时弊与讽刺幽默等特色。它分《漫谈教育》《文化视界》《草民言论》与《社会万象》4辑,对有关教育、文化与农民等各种社会问题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揭批与思考,从中更能见出作者的正义良知、责任担当与求实精神等。
总之,如有人所说:“大背景、小故事”“大气候、小气象”构成《漂泊在羊城》主题与情节的包容关系,“表现了作者独特的艺术构思,宏大的主题背景与细腻的生活情节的有机统一。‘我’一变而有我,再变而有功,三变而有生命存在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由乱到治的社会个体发展规律在‘我’身上显露无遗”;《尘埃落不定》与《第三只眼》则是他“后天才学气质最集中、最充分的展示”,它“无所不包,无体不备,均能随体成文,风格多样,语言恣肆,汪洋辟阖,仪态万方,实乃当今学者兼作家之佳构也”。
正是有此厚实的思想、知识与写作储备,作为“无名小卒”的作者才能在《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记》这一重大国家文化出版工程中竞争到《随园流韵:袁枚传》的写作。也正因为它是国家任务,故要求高、审查严,作者也卧薪尝胆、全力以赴,因而它实现了作者的全面超越,也使其创作跃上了新的台阶。正如他所说:“在写作手法上,我也没有办法像一般的人物传记或情节很强的报告文学那样,主要以情节、细节取胜。我不善于虚构,连意象填补也很拙劣。因而在不少章节中,我采用了自己最喜欢运用的杂文随笔的写法……当然,更多的是根据所涉及的内容,综合使用了杂文、散文、随笔、故事等手法”。正是如此,作者深研史料、精心结撰,通过“漂泊在京城”“七载芝麻官”“以官易随园”和“美食与性灵”等典型描写,不但全方位地再现了传主的“全人”,而且突出了其独特的思想性格与精神秉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不同于一般传记,作者抓住传主作为诗人与诗评家的“这一个”,不但突出其创作才华,而且以专章形式,对奠定传主历史地位的“性灵说”等,从历史与学术的角度进行“专业”考证、辨析,这更显示了作者“学者兼作家”的独异与过人之处。正是如此,作品得到了专家们的高度肯定,认为它“融合杂文、随笔、散文等多种手法,深入到传主思想、人品、情感深处,聚焦于袁枚的内心成长,强化了他一生信奉的平等、坦诚、正直等启蒙精神”;其“情节细节丰富生动,性格形象突出,富有情趣,畅达诗性,是走近和认识传主的简洁充盈的文学书写”等。
那么,《毛板船》的情况如何?令人欣喜的是,我们又看到了作者的创新与超越,更见识了作者的内在潜力与高远追求。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在文体探索方面,不同于作者以往的纪实小说、散文与传记等创作,也不再如以往那样单一反映“现实”或再现“历史”,《毛板船》是文学报告,而且是联系“现实”而以“历史”为主的史传报告。也就是说,作者抛开以往的“轻车熟路”而又开始了新的体裁尝试。但这种“新”,不是远离基础的另起炉灶,而是继承传统的优势互补,是充分吸收了以往经验后的综合、提升:它既有小说的人物描写与故事情节,又有散文的写景抒情与“形散神联”,还有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常见的传奇与神秘等,因而是一种具有浓郁的乡土、文化特色的“新”史传报告。
其次,在题材内容方面,作者也有新的开拓。即作者的以往创作,虽也写了新化、娄底等湖南家乡的有关人事,但主要还是写自己在羊城等地的漂泊与见闻等(《袁枚传》例外)。而《毛板船》则不但聚焦家乡新化,集中反映梅山文化、风俗与历史等,而且将视野延伸至湖北的汉阳等地,而联结两地的绳扣即“毛板船”。而“毛板船”这一题材不仅重大而且独特:它为新化人首创,是世界上唯一一次性使用的巨型船舶,且只存在于1799—1959年的160年间;是新化人为了将本地煤炭经资江运往汉阳而“逼”出来的生存之“法器”。即该船之所以为“一次性”的“毛板”,是因它至汉阳后不能返回而只能作木材处理;之所以至1959年即被中止,是因修建柘溪水电站后资江阻断;而之所以要运到汉阳,是因汉阳当时是全国最大的商品流通基地。因此,作品不但记述了“毛板船”从诞生、发展到消亡的160年历史,而且写了1959年后的移民与乡村经济,及“我”对毛板船“活口”的寻访等;不但写了新化山区的人文地理及贫困与反贫困,而且重点写了新化人—宝庆帮等湖南人在汉口的商贸、生存等艰难实况,包括与安徽帮等外地人为争夺码头等地盘而进行的各种斗争等。如此,作品就写到梅山武术、武师争霸、地域文化与江湖社会,也写到资江地理、洞庭风光、汉阳商会与湘楚历史,还涉及朝廷的新化官员、曾国藩的湘军与水师、武昌起义前后的社会形势、雪峰山抗战与日寇投降,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政治、经济与改革开放,尤其是通过资江航运与汉阳商埠等,正面反映了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航运、商业等经济、社会面貌。因此,作品选题独特、题材庄重,视野广阔、内容深厚。
最后,在风格形式方面,作品融汇古今、“虚”“实”一体,用小说笔法而不露匠气,写传奇故事而不夸张,重人物描写而不渲染,有“文化”“理性”而不“掉书袋”。具体而言,在写人方面,作品不但重点写了“毛板船”的创始人杨海龙、先为舵手后为汉阳宝庆会馆馆长何元仑、武师游石命与“楚宝瞎子”刘春祖等,还写到刘光南、邓显鹤、李郁华、梁祇六、周先仁与谭人凤等新化籍官员、要人及曾国荃、孙中山与华国锋等。在叙事方面,除详写“毛板船”从新化经益阳、洞庭湖而至汉阳途中的艰难险阻外,其围绕汉阳宝庆码头而与安徽帮等所进行的争夺,描写尤为集中、具体。如第七章的“三箭定界”、第九章的“江湖赌狠”与第十一章的“将军保驾”等,即是其例。而其中的翰林钦差李郁华巧施妙计与理发匠舍命油锅捞匕首等描写,尤为曲折生动、惊心动魄。在文化风俗方面,作品既写了梅山的武术、茶马古道与张五郎等神话传说,又写了汉口的沿革、风物与鹦鹉洲等地的历史典故;既写了“湘帮”的血性与义气,又写了不少民谣与打油诗,尤其是以专章写了《资水滩歌》等。在理性精神方面,作品既总结了“毛板船”在经济、教育、语言等方面以及对曾国藩水师的影响,又反思了有关“毛板船”经济的地位、意义与劳资关系等;同时,对武汉今昔、湖湘文化、新化发展与扶贫开发等,也有一定思考。总之,作品涉及文、史、经、哲等方面,知识密度大,且人物鲜明、故事生动,具有浓郁的乡土文化与民族特色等。
本来,按该题材内容的丰富、厚重与时空跨度等,即使是不能虚构(但可“合理想象”)的纪实作品,也可写成鸿篇巨制。但目前该作只是一10多万字的小长篇,这一方面说明了作者的严谨求实,拿出的是浓缩的“干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作者的“仓促”与“拘谨”——虽说“长风不可长”,作品并非是越长越好,但如果是史诗式题材而不能成为“史诗”,这是否也是一种遗憾?就此而言,我认为作者还要增强精品意识,不要将“独家”重大题材作“轻量级”处理,而要建立自己的创作根据地,并努力掘一口“深井”。显然,“毛板船”是作者根据地的“深井”之一,只是“掘”的力度还不大,其深度也还不够。假如《毛板船》的人物更立体、鲜明,其描写更从容不迫,其反思、批判也更有力,岂不意义更大、感染力更强?这一点,仅供作者参考,也欢迎读者批评!
当然,话说回来,作者基础扎实、准备充分,创作路子广、手法形式多。而这一切,又是其“大器晚成”与“可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既然航道已经开辟,金子已经发光,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升空的明星不会更亮、亮丽的鲜花不将更艳?
章罗生,男,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湖南大学纪实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纪实文学与老舍研究等。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纪实文学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老舍研究会常务理事。
主编:卞毓方| 出品人:李剑锋副主编:丹青丁一 梁长峨余继聪 姜君商务合作请发邮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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