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保田这根“葱”
文／金侬
李保田别来无恙？
身体好吗？
——作者题记
李保田当然不是一根葱，他是一个我很敬重的表演艺术家。说实在的，演艺界明星、演员何其多，而真能称得上表演艺术家的又何其少。李保田当得起这个头衔。
说李保田这根“葱”，无非是一个说话的方式，即如剥葱似的由表及里，来谈李保田这个话题。
我的感觉，李保田是很值得一说的，只要是有话好好说，他决不会跟你起急，更不会操起家伙来砍你的手，他是一个诚实的、真诚的、性格多少有点儿古怪或者扭曲但本质却是十分善良的好人。这样的好人，在时下的演艺界，已经像白犀牛一样数目很少而需要格外加以保护。
Ａ、没剥皮的葱
没剥皮，李保田这根葱只能是我们所见的银屏形象。
中国的影视文化，在我看来大约分为两个阶段，八十年代中期以前，那是电影称雄的时期。那时，电视有点像早先上海弄堂里拖着长鼻涕，黑乎乎的两手抓着零嘴不住往口里塞的“小三子”，让人觉得无论如何也上不了什么台面，正经搞表演的，当然看重电影而不会是电视。
李保田是这个时期电影圈里比较活跃的人物。说比较活跃，是指一则出镜率比较高，二则他的表演颇受专家的关注。
后来，由电影《人·鬼·情》，他获得了最佳男配角奖，终于被专家们验明正身，登堂入室，可以被称作艺术家了。
说实在的，这段时期，李保田虽然被专家们看上了，但却并没有走进老百姓的心中。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拍的片子都不属于票房高的商业片，他的影响力自然不会很大；二是他的外形长相不符合那个时期人们的审美趣味，他甚至于跟唐国强都无法相提并论，不可能作为大众偶像去为电影赢得票房，所以，他也只能走艺术电影曲高和寡的路子。
也许是个人的偏好，我一直对缺少娱乐性和视觉冲击力的电影没有兴趣，因此，李保田的艺术电影我看得很少，大概也就看过《流浪汉与天鹅》。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只记得演流浪汉的李保田长得很苦，不仅那张脸饱经苍桑，写满了人生的失意和痛苦，而且即使笑起来，也浸透了苦涩，那是人高兴时却喝上了苦酒的表情，让人看了心情压抑。
据说，李保田自己十分看重这部电影，认为是他表演艺术上的佳作。我想，这可能因为剧中人物身处的情境与他自身的经历颇有相关之处，还有便是那个时候的李保田对表演的投入和热爱很有点像一个憧憬爱情的纯情少女初尝禁果，其快乐和幸福的体验是以后再也不会有的。所以，他心目中给这部影片以很高的地位。当然，这仅仅是我的猜测，真实与否，还要去问他本人。
八十年代中后期，是中国电影滑坡的时代。李保田生逢其时，大约更充分地感受到电影人普遍的失落和迷茫。本来就不是商业意义上的明星，本来就不是制片人赚钱的招牌，但好歹有个艺术片的圈子，可以凭籍专家肯定的身份，出入其中，虽然赚不了多少钱，却可耗散剩余精力，让世人知道还有李保田这样一个人，在众人皆醒我独醉地实现着他人生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如今，艺术片的这幢精制的能让李保田赖以栖身的象牙之塔已被人拆得七零八落，越来越使他觉得没有安全感，他能不黯然神伤，无为而有所为地躲进蜗居，在一盏孤灯的笼罩下，去雕刻他那唯一能真实寄托他情感和希望的一根根原始的木头？
电影《凤凰琴》又一次让李保田拿了金鸡奖。然而，《凤凰琴》的拍片经历又是何其艰难。我想起几年前的一个金鸡百花电影节，导演何群诉苦似的叙说着拍片的经历。
当时李保田不知在哪里。他如果在，也可能像何群那样为赢得大家的同情，慷慨陈词；但更有一种可能，是欲说还休，就把那张象征痛苦和压抑的脸搁那儿，权当为艺术殉道的纪念。
何群是聪明的，他找李保田找对了。不单单是演员找对了，他还找对了一个合作伙伴。只有李保田这样的合作伙伴才会不计报酬跟着他到山沟沟里去受苦，才会认真而不是玩票地给他整出一个活脱脱的山村民办学校校长的形象。 从这个角度来讲，艺术是个“局”，也是一个“套”，设“局”和下“套”的人只要瞄准真正热爱艺术的人，往往就会无往而不胜，获得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李保田走向观众，或者说，李保田走向市场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他跟张艺谋的合作。如果说巩俐因《菊豆》登上她明星之路的重要一级台阶的话，李保田则因此给他的艺术家身份注入了有较高含金量的商业价值。
张艺谋一直有这样的能耐，他能给几乎所有与他经常合作的演员发给通向商业之路的通行证。
巩俐是如此，主演《菊豆》和《摇啊摇》的李保田是如此，瞿颖更是因一部《有话好好说》三级跳似的无限开拓了她的演艺市场。李保田与张艺谋合作的偶然，实在是他日后走向商业市场的必然准备。
就像谢园先前一直拍电影，虽然也得过金鸡奖，但却远没有葛优和梁天的名气，一气之下，弃影从视，好歹也混出了几乎人见人知，李保田真正走进观众，还是因为他出演了有很高收视率的电视剧《宰相刘罗锅》。
这是一个传媒异常发达的时代，一个人几天前还可能默默无闻，几天以后却可以妇孺皆知，红遍九州。
我在想，李保田一定没有想到，他能因一部电视剧从有名少实的表演艺术家一跃而成为有名有利的当红明星；他也一定没有体验到，他演了那么多电影，也有了很高的知名度，走到哪里也都是一个人物，却不像现在那样，男女老少都认得他，都用那样一种热辣辣追星的目光对他进行包围。
李保田不是浮躁的人，他在大红大紫的时候，绝对不会忘乎所以，像时下很多人那样找不着北，但声名雀起以后那种众星捧月的世态，由不得李保田把内心中不时翻腾涌动出来又不时压抑克制回去的骄傲、满足、扬眉吐气甚至趾高气扬、得意忘形的浮躁心绪作为一种体验来玩味。
艺术不能离开体验，成功后的陶醉也是一种体验，也是需要艺术家把它作为情绪记忆深埋在心中的。毕竟，李保田不是仙人、圣人，他是艺术家，是不能超脱滚滚红尘的凡人、俗人艺术家。
在商业成功巨大的名和利面前，他还躲在他的蜗居里刻不刻他的木雕？也许，未完成的木雕上已蒙上了尘土，摆满木雕的小屋里也弥散着一种木质发潮的异味。主人已经好久不在家了。没准儿，他此时正在喧嚣嘈杂的世俗人生之旅放逐着自己的声名。
Ｂ、剥第一片葱皮：
李保田这张脸
《宰相刘罗锅》既成的立意，既成的故事，既成的人物，于今想来，刘罗锅一角，唯李保田饰演最为适合。
有一次我同李保田聊表演，谈及本色和性格这个表演理论上议论最多的话题，李保田说，本色永远是第一位的，性格永远从属于本色，是本色的发挥和演绎，可以说，没有离开本色的性格。
确实，一个再优秀的演员，他（她）在塑造角色的时候，也是拿自己的本色往角色的性格靠，从本色中挖掘出角色的性格来。
这就要说说李保田的本色。什么是李保田的本色？他的本色就写在他那张脸上。
这是一张痛苦的脸。这种痛苦，不是那些时下在读大学生为了排遣青春期的烦恼，为赋新辞强说愁－－这种痛苦很肤浅，也很短暂，还很矫情造作；不是缺衣少食，终日为找饭辙而奔走－－这种痛苦太具体，太关乎生计，层次比较低；也不是失恋而不能解脱，或者为官不成、宦途无望的难以入世而又无心出世的怀才不遇－－这种痛苦可能一时难以排遣，但最终可以通过移情，将欲望转移到别的对象上去。
李保田脸上注解的痛苦，是存在的痛苦，是人生与生俱来而终又不得解脱的痛苦。这种痛苦唯其从李保田心灵深处渗透出来，并还将相伴他人生的始终，所以它不是表面的，也不是短暂的，它具有宗教和哲学上的意义，是一道需要解答但又难以解答的人生的命题。
这也是一张压抑的脸。痛苦需要心灵的承受，而心灵对痛苦的每一次承受，在李保田可能都是以压抑的方式完成的。压抑的过程仿佛清洁工把垃圾填埋进垃圾场，看似垃圾已经处理掉了，殊不知这一大堆无机物和有机物的混杂物质，在时间的催化作用下，不断发酵排放，实现物理和化学的生成转化。压抑发酵在脸上，那将是怎样一种复杂和丰富的密码般的表情。
李保田痛苦和压抑的本色，生成了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的刘罗锅子的艺术形象。
罗锅的生理特征本来就是产生痛苦和压抑的根源，加之生存的背景－－伴着如虎的君王、蛇蝎般的同僚，森严壁垒的让人做稳了奴隶的制度，当然更能让他加深痛苦和压抑。
假如刘罗锅是个弄臣，是个随波逐流、助桀为虐的行尸走肉，倒也罢了，可恰恰他还是一个为民请命的清官，个性和环境极大的冲突，使他感受到的痛苦和压抑就像他的罗锅之躯，是他肉体和灵魂的一个标识。
在这里，刘罗锅实在是一个象征，是一个惯于忍受痛苦和压抑的中国人的象征，而李保田这张脸就是这种象征最生动和具体的符号了。
在中国影视界，这个符号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立存在的价值，这可以从它与众多男演员的区别上见出。
姜文这张脸压根儿就没有痛苦和压抑，即使他要皱着眉头表现痛苦，在我看来，他的痛苦也仅仅是一种烦恼，是外在的而不是发自内心的东西。
姜文对痛苦的压抑，只是对痛苦发泄的预备，他永远游离于不是在痛苦中爆发，就是在痛苦中死亡的两个极端，缺少的是对痛苦恒久的忍耐力。
姜文与李保田演《有话好好说》，姜文包着菜刀要杀人和李保田举着菜刀要砍人，分别有着不同的心理根据。前者是报复，后者则是压抑的痛苦超越忍受的极限所发出的歇斯底里。
这是两个人的本色赋予角色性格的鲜明区别所在。
葛优是没有痛苦的。如果说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人感受到的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葛优的表情告诉我们的永远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这种轻与重的转换就在于他那张玩笑的嘴脸。
生活是一场玩笑，葛优告诉我们。痛苦也仅仅是生活玩笑中的一部分，所以是不值得把它作为真正的痛苦去体验的。
王志文是能够表现痛苦的，而且常常还把痛苦表现得蛮像一回事儿。不过，王志文绝没有李保田痛苦得那样真诚。王志文的痛苦是不需要人同情的那种，用北京话讲，多少有点儿“装丫挺”，指不定还被人说上一句：“德性！”如果说李保田的痛苦是善的，那王志文的痛苦就是恶的，他是反叛的、玩世不恭的。李保田和王志文分明代表着两代人对痛苦的不同的体验，尽管他们的年龄相差不到二十岁。
压抑和痛苦不够，这个符号就会失去内涵。比如李保田在《万家逸事》里给一个风韵的女人当丈夫，这个丈夫王保田、张保田、刘保田都可以来当，李保田来当，除了这张脸大家都认识，其它效果嘛也没有。
在这部电视剧中，李保田这张脸特定的文化内涵没有了，因为与之相关的特定的痛苦和压抑不存在了。没瞧见他和漂亮小媳妇那股子热乎劲儿，透着腻味儿，由是，李保田快乐了、幸福了、满足了，在荧屏上告别苦难了。殊不知告别苦难以后的李保田的这张脸还有什么价值？这就像一块不臭的臭豆腐，兴许连豆腐都不如。
Ｃ、剥第二片葱皮：
瞧，这个人！
李保田可说是我所遇见的大陆演员中最有思想的。与他聊天，不像跟别的演员那样轻松，跟那些人交谈，我可以几乎不动脑子，跟李保田不行，他跟你说起话来，思想就像冲锋枪子弹一样一梭子扫过来，打得你只有东躲西藏的份儿。如果你也是一位思想的狙击手，端起你思想的武器也对他来一番回击，那这一场战争也许就会是你死我活、旷日持久的了。好在我不做狙击手，只当活靶子，任由他把枪里的子弹打光，看他枪里到底有多少发子弹。
李保田在那里向我射击，我从他射击的方式上看出一点与他的职业密切相关的特点：好为人师。李保田是演员，这是他的一个职业，可他还是“中戏”的人民教师，这是他的另一个职业。演员的职业让他红火，让他知名，而教师的职业让他传道解惑，得以把自己的演艺经验传授给后进新学。
严格地讲，教师职业是李保田的本职，演员是他的副业，或者叫业余爱好，从这个意义上讲，李保田其实是个玩票的。玩票都能玩儿到这个份儿上，可见李保田不一般。
与人民教师打交道，你首先必须学会当学生。这不是你想当学生，而是人民教师一跟你说话，很快就把你定位在学生的位置上，你不想当学生都不行。你学生当定了，唯一能选择的便是当好学生还是当坏学生。当好学生唯老师的话是从，当坏学生则择其善者而从之，或者干脆充当叛逆，把老师的思想当靶子，一个权威倒下去，千百个权威站起来。我不知道自己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反正当李老师黄河之水天上来，正在一泻千里他的理论思想的时候，我举起了体育竞技场中暂停的牌子，对他宣布说：跟您打交道是个很沉重的事儿。
这个冷枪打得他猝不急防。他冷丁楞了一会儿，若有所思，然后缓和气氛地嘿嘿一笑，说：其实我平时也不说那么多，我上课的时候学生都很喜欢听我的课，他们说我的课很生动，一点都不枯燥。
再一次证明，他把我当成是他的学生了。其实，他太有资格做我的老师，只是我没有资格做他的学生。
我觉得他向我布道的方式在我和他之间存在着沟通的障碍。我们这一代中的许多人从来都是把沉重转化为轻松，而不把沉重变为沉重。
地球本来就有吸引力，生命本来就有那么多的不堪忍受的负荷，为何还要加载超重，使生命沉重得弄不好就翻船呢？
我们当然常常会感受到沉重，因为生活从来就有沉重的内容，但我们用轻松的说话方式去描述它，使沉重至少在话语方式中显示出轻松来。就跟有话好好说，这是一种说话的方式，有话轻松地说，同样也是一种说话的方式。
李保田沉重地说话，沉重得很真诚。不仅如此，对于真诚，他还不止一次地在他的谈话中使用它，可见李保田是一位有意识使用真诚的人。
面对李保田的真诚，我除了感动，便是害怕。
真诚确实是会打动人的。当李保田向你倾诉，出于信任，那样地没有保留，你会觉得他对你那么善良，那么好，面对那么善良这么好的人，你不知不觉地也善良起来好起来。
真诚这个时候不但没有给自身造成伤害，反而给自身贴上了一层保护膜。这就像你面对一个拿刀的凶手，不但没有拿起武器反击，反而袒露着你的胸脯迎上去，凶手说不定就会停止行凶一样——真诚有时就具有袒露胸脯的效果。
真诚如此地打动你，使你不得不也动用你的真诚去回报对方，在这种以真诚换真诚的过程中，人性中的恶被过滤掉了。
然而，人性离开了恶，就跟人性离开了善一样，同样是不真实的。真诚偏离了人性，便使人觉得有不真实之感。当然，这只是我的感觉。
李保田的真诚感动得我前所未有地也变得真诚起来，而他的真诚是那样的透明，仿佛玻璃一样，以至于我担心自己的真诚不及他的真诚，说不定什么时候便把他玻璃般的真诚打碎了，所以我害怕。
尽管如此，我和李保田的真诚换真诚，还是非常惬意和舒坦的。
我说，如果我是你，就不会拒绝去拍一百多万报酬的广告。你拒绝拍这样的广告，在你来说是热爱艺术，怕广告形象毁了你的艺术形象，可在别人来看会觉得你是有意为之，就像古时候隐居山林的隐士，朝庭一请二请不出，为的是三请四请封他更大的一个官做一样，你是要更高的酬金。
听我这么说，李保田激动了，他说，今天我们聊天，我最高兴的就是你认识到我李保田不是这样一个人。
李保田确实不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艺术的殉道者，为了艺术他可以舍弃很多常人孜孜以求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在一个艺术普遍被作为手段的年代，李保田的这种做法简直是匪夷所思。那么，理解李保田的路径，我们又应该到哪里去寻找呢？
Ｄ、李保田这根葱
许多年前，英国作家毛姆写过一本小说，名字叫《月亮和六便士》，作品主人公的原型是法国印象派画家保罗·高庚。高庚舍弃西方文明来到塔希提岛，这一行为看似怪诞，却有它内在的合逻辑的心理依据。其实，任何人的存在，在旁人的眼里，也许是不合理的，而在他自身，却是由一系列因果链构成，他的现在和将来，永远是他过去发生、发展的必然。
李保田的为艺术殉道，其缘由要追溯到他的童年。
谈起他的童年，李保田表现得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有极强的倾诉的愿望，另一方面，他又讳莫如深。这心情其实跟我也极端相似，我也是一方面有极强的探究的欲望，另一方面落实到纸笔上，便惜墨如金，生怕有一点点砸破李保田对我才有的玻璃般透明而易碎的真诚。为了完成这篇文章，同时又不对李保田造成伤害，我只好约略描画出几条形成李保田性格的轨迹线。
第一，李保田和他的父亲。李保田对他父亲的情感，在李保田心中已经形成了一段不了的情结。父亲为了行使自己的威严，曾经与未成年的李保田形成过很激烈的冲突。冲突的结果，当然是李保田对父亲的反叛。而反叛的结果，又使李保田过早地失去了父亲。这是使李保田终生愧疚的。
这种心理疾病般的愧疚，必得要有一种治疗，而艺术就是最好的医治心理疾痼的药方。就像慢性病人常常会对常服的药方产生依赖一样，李保田最初把艺术作为疗伤的方剂，久而久之，便欲罢不能，最终他上了瘾，再也离不开它了。
第二，由于生活环境和母亲工作的关系，李保田较早地对人有了了解，可以说，他是一个成熟得较早，或者说早熟的人。
成长永远是有烦恼的。特别是，当一个人的成长还没有到应该产生那些烦恼的年龄，而烦恼却提前来找他的麻烦，这个时候，烦恼也许就会转化成一种灾难。李保田怎样面对这种灾难？寻找艺术的庇荫会不会是办法之一呢？
第三，戏班子里最早的戏剧人生。
了解李保田的人都知道他有一段在戏班子里当戏子的经历。这一段经历是使李保田难以忘怀的。他回忆说，几乎所有人生丑恶、肮脏、暗无天日的事情都在戏班子里发生过。
我想，在戏班子的那段时日，李保田对生活的痛苦和压抑的感受，一定是最充分最具体，最让他刻骨铭心的，他的惯常痛苦和压抑的脸部构造，一定也是那个时候形成的。
苦难是需要升华和寄托的，宗教和艺术无疑是两种最好的升华和寄托的方式，当着李保田把自己无尽的爱和希望寄托在艺术身上的时候，他好像就托举着自己的灵魂，超越了现实的苦难，向着幸福飞升。
还有一点，李保田没有提，完全是我的分析和猜测，那便是他从小到大，骨子里都有十分强烈的自卑意识。他的长相没有过人之处，身材没有过人之处，仅此两项就要靠他由内力形成自信，去战胜对手，使自卑的反面自尊得到充分的满足。
艺术使他忘记了痛苦，使他得到了庇护，使他释放了内层心理中许多有毒的物质，这本就应该使他对艺术感激不尽了；由于他对艺术的追求，又使他得了荣誉，得到了爱情，得到了金钱，更得到了人格上的自尊，使他李保田这样一个原本什么都不是的人成了受人尊敬的人物，他又怎么能不对艺术诚惶诚恐，甘愿做它的殉道者呢？
还是那句话，世上的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李保田所以热爱他的表演艺术，那是因为表演艺术给了他生命中所需要的所有的一切。
他现在所做的一切，无非是对它的回报而已。
——本文原载《中国电影报》，多家报刊转载，后收入畅销书《给名人上课》。
附金侬２０１８年第六次群微拍书法作品四幅：
其一、宋人王安石五言诗《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其二、唐人畅当五言诗《登鹳雀楼》：迥临飞鸟上，高出世尘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
其三、元人王冕七言诗《墨梅》：吾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其四、天行健
关于金侬：
本名张扬，书法落款名金侬，常用笔名废墨。
著名书法家，知名影评人、记者，资深媒体人，小说家，编剧。
中国文联编审，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丝绸之路电影节评委，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书画协会会员，中国书画院会员，中国书法名家联合会理事，中国民盟书画院会员，中国民盟北京市委文化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协书画院会员，清华附中特聘专家级书法教师，文化部老年大学特聘书法教授，原《大众电影》杂志编辑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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