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四十年前在旺苍普济的留影
歌曲：绒花（韩红）
近日来，一部芳华闹得沸沸扬扬，有叫好的，有斥责的，甚至如文革时期般分成两大阵营展开骂阵，就有些让人哭笑不得了，感觉现在的人们很神经，其实就是一部电影嘛。
芳华电影上线的第二天我就去看了，并且满怀热诚写了一篇题为《看芳华，我哭了》的文章。
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的确是因为被电影芳华给打动了，真的就把我的眼泪给忽悠出来了，从这一点来讲，我是真心的感谢芳华，感谢冯小刚导演。
有许多朋友看了我的文章后，纷纷表示也要尽快去影院走一趟，有的甚至当天就去看了。
和我一样同样被感动的当然有之，却也有看罢大呼上当的，并质问我，如此七零八落的片段电影，你居然毫不吝惜赞美之词，是不是很没道理？
我知道朋友的潜台词，他们是在说我缺乏艺术鉴赏力，于是只得尴尬的承认，我是有私心的，我没把芳华当电影看，就是在其中满足自己的需求。
因我曾在四十年来前也有过短暂的、类似所谓“文工团”的经历，下面我就来讲讲那一段经历。
其实不是什么文工团，最多也就算是个宣传队吧。
我是在铁二局四处参加工作的，也就是现在的中铁二局四公司，当时处机关在地处川北的旺苍县。
我是提着一个行李包和一个网兜只身去旺苍报到的，网兜里除了一个脸盆，还有一些简单的几本书。
那时成都到旺苍还没有通铁路，火车还只能开到嘉川，我就是要去参与修建那段空白的铁路。
有趟火车是专门开往嘉川的，记得是442次，火车开得很慢，而且是站站停。
遇见有别的晚点车，就得在某个小站等着，等别的车通过了，这才又慢慢哼哧着继续往前开，所以晚点是这趟车的特点。
一夜车行，到了嘉川车站已是上午九点来钟了。按照事先被告知的，我就在车站外面去找车门上印有“铁二局四处”字样的大板车，所谓大板车就是那种专门拉货的解放牌汽车，因车厢是木板做的，所以就被称为大板车。
果然很容易就找到了，而且有好些车在那里。随便找一辆上前搭讪，递给司机一支烟，就说明是去四处机关报到的，司机点点头，摆摆头示意上车，我就赶紧往车厢上爬，见状，司机说你就做驾驶室吧！这把我高兴坏了，就赶紧拱进副驾位置端坐着，心里一阵温暖。
那年月，汽车是个稀罕物，司机自然就是个很牛逼的职业。哪里知道几十年后，几乎家家都会有汽车，会开车只是个技能而已。
那时，从嘉川到旺苍约有十公里，是条不宽的泊油路，车子跑起来很颠。
路上又给司机点上一支烟，递到嘴里，他就开始搭理我，就有些卖弄地把车子开得很快，整个车子响的稀里哗啦的，屁股后面飞起一团云似的灰。
车子开到一处有许多红砖平房和木板房的院子前停下，院门挂了个有铁二局四处字样的木制招牌，我知道到了。
谢过司机师傅，提着行李就去找人事科报到。
十一月底的旺苍已经很冷了，个个办公室的门都关的严严实实的，低矮的屋檐下都有个烟筒在吐着烟。
看着一扇门上有块木牌上写着人事科，我就推开门就进去了。
见有人进来，坐在办公桌的一个人抬眼打量我一眼，我赶紧一边奉上一支烟，一边表明来意。他接过香烟瞅瞅，我掏出火柴划燃要给他点上，他顺手把烟撂在桌上，问，介绍信呢？我慌忙把火柴晃熄，从衣服的内兜里掏出介绍信地给他。
后来知道这个人是人事科干事，姓苏。那天，他始终不肯让我坐一下，或给口水喝，或热情的寒暄两句，倒是给我应验了母亲叮嘱的“出门难”。
迄今，我依然记得那一幕，所以日后，每当有人来我的办公室办事，我都会热情的招呼坐下，再递上一杯水。
其实离家时，母亲也曾写过两封信让我带上，一封是写给某副处长的，一封就是写给处人事科长的，说他俩都曾是父亲的老部下，让我有事可找他们。
我那时年轻气盛，很是自以为是，觉得天下就是让人闯的，虽把信带在身上，却从未找过他们，直到离开这里去上学。
办完手续，被告知分配到三段青工班。三段在旺苍普济镇，青工班就在离段机关不远的一个工地上。
在处机关招待所住了两天，待托运的箱子到了，我就搭车到了青工班所在地。
青工班有一百多人，其中有刚招工知青，都是些下乡的铁路子弟，还有地方一些领导的子女，然后就是类似我这样的。
到了青工班，首先要“搭窝”，拿着条子去木工房，就见木工师傅把一根浑圆的原木架上电动锯子，哗啦就给解成几块木板，然后榔头一阵敲打，就给钉成一张床板。
再用木条做两个可以放木板的架子，一张供我睡觉的床就此诞生了，虽然摸着很潮湿，却已经满足了。
住的地方是段里租用的一个两层灰砖房，正对门是个地炉子，里面住了十多个青工，记得有张新武、刘黎平、刘冬克……
还有最后来报到的余泽耆、老邓和我。
在青工班，被安排的工作是挖泥巴，具体的就是挖掘附近的土，然后装上板车再运到需要填埋的地方，运距大概有两百多米，每天每人要完成15车的工作量。
由于要挖运填，一个人是无法独立完成的，大家就三人一组，自愿结合，于是我和老邓、余泽耆就结合成一组，每天就要完成45车。
因为是冻土，所以活儿不好干，老邓那年已经有二十八岁了，属于老操哥，他就自告奋勇的去挖土。
余泽耆虽比我大几岁，却是极文弱的，别说干活儿，就是走路永远都是迈着方步，和他交往几十年，印象里似乎就没见他跑过。也就把最省力的平整地面的工作交给他。
我呢，就专门负责推车运土。
一连干了三天，拼死拼活的，我们三个一天最多也就完成了38车，再看看其它组，却是都完成了的。
那时是安排刘冬克记工的，他那属于安胎工作，估计是朝里有人。各组每完成一车就高呼一声，然后他就给记上一笔。
我们觉得其中有诈，于是第四天我们自己也开始记，果然就发现问题了，当我们下午五点过终于完成45车后，刘的记录却仅有39车。
晚上回到驻地，双方都知道会发生些什么，彼此都很警惕对方。
那时开水热水都是楼下的地炉子烧。由于我们是住在楼上，而张新武等是住楼下的，加之张新武吉他弹得好，一帮人就围着火炉，狂乱的大和弦加上一众人的一哇乱叫，基本就把地火炉给霸占了。
平时我们除了烧水或热热饭菜，很少呆在炉子边上。这天心里不舒坦，三个人就早早地围着炉子烤起火来。
张新武一帮人回来，看见我们很反常的占据了他们的领地，顿时就嚷嚷起来，也就三两句话，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见老邓和余泽耆就跳了起来，一个人抄起长长的捅火的炉钎，一个人轮起铁锨，就与对方对峙着。
眼看着就要动手，恰好段上的领导领着几个人过来，一通呵斥，说你们可是试用期，如果惹事，就让你们转不了正。
闻言，大家顿时老实了，个个皈依伏法。
说实话，我当时对能否转正还没什么认识，而对其它人却是个大事，想想，好不容易被招工，而且是铁路单位，一旦转不了正，那影响就大了。
这时，只见老邓拿着手里的炉钎，揭开炉盖，认真的捅起火来，火苗呼地窜上来，老邓顺手又把水壶放在炉子上，转身对领导笑笑，没事的，几爷子开玩笑的。
领导冷着脸说，玩笑可以，就是别开大了。他扫了大家一眼，接着说，晚上八点全体到女工宿舍开会，不许迟到！
然后带着那几个人就走了。
听他这么一说，大家有些紧张，想着会不会就是针对我们刚才发生的事才要开会的。
老邓想想，安慰大家说别慌，万一有事就统一口径，就说我们刚才是开玩笑的，咬定这一点，他们拿我们也没办法。
对！这边张新武也吭声了，他对着老邓和我们拱拱手，说有些事对不住了，大家都是成都来的，原谅一下。
待到开会时，大家忐忑的心才终于放下来，原来不是要处理谁，而是要成立段宣传队，是要在我们青工里面选一些有文艺细胞的人才。
领导先是介绍了来人，其中有一个漂亮姑娘，叫王智玲，就是由她来组织宣传队的。
她舞跳得很好，人也很好，据说后来调回了成都，几十年没见了。
领导介绍完毕，接下来的事就交给王智玲了。她要大家毛遂自荐，会乐器的会唱歌会跳舞的都行，说完就站在那里，等着有人举手表态。
余泽耆、老邓和我坐在一起，小耆就说，干这活儿太他妈累了，我受不了！说着就率先把手高高举起，王智玲问，你会什么？我会吹圆号，小耆很淡定的样子。
这时，坐在王智玲旁边的领导问，圆号是什么号？号不都是圆的吗？王智玲和小耆都没搭理他，王智玲就问了小耆的名字，然后记在了本子上。
见有人开了头，顿时高举的手臂就成了一片森林，个个踊跃地报名参加宣传队，其热烈程度绝不亚于电影里参加红军的场面。
见此，小耆对我说，大个子，你还不报名？我说我啥都不会去干啥。我推推老邓，说你咋不报名？老邓咧嘴一笑，吐出一口烟，我去，我去不把台子给踩踏才怪。
正说着，小耆突然站起来，对着王智玲说，这还有一个会讲相声的！我正纳闷，听王在问是谁？小耆使劲捏了我一下，低声道，去宣传队混着也比仗笨（下苦力）强。
我就稀里糊涂的站了起来，看着王把我的名字也记在她那个小本本上。
第二天，继续劳动，这下就轻松多了，在记工员杨冬克的协助下，我们没怎么费力气就完成了45车的劳动量。恰好食堂这天又买了许多羊回来，就炖了汤，还蒸了许多粉蒸羊肉，这可是我离家以后的第一次开荤啊！
两毛一份，我就一咬牙买了十五份。
为了祝贺“都是成都来的”兄弟们的和好，大家就说晚上好好热闹一下。
那天晚上，我拿出六份粉蒸羊肉，连同大家的，一铺栏子就全是粉蒸羊肉，大概白酒有五六瓶吧，大家就这么喝着闹着。
酒喝干了，张新武又把吉他拿出来，大家又一起嘶吼着唱着歌，什么《鸽子》《星星嗦》《灯光》还有《知青之歌》等等。
也有许多是用熟悉的曲调天上自己的词，如用《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歌填词。就成了“我们走在大路上，迎面走来一群姑娘，肥的就像那猪一样，瘦的像根擀面杖，瞧不起，看不上，我的盒盒儿比你们漂亮……”
那天晚上我们一直唱到深夜，那场景我至今仍历历在目。
又过了大概七八天，宣传队的名单下来了，有小耆、刘黎平、靳成、钟世楠、苏棣、宋益平、张旭……。
宣传队还有些二老工人，什么是二老工人，就是指六十年代中期前参加工作的，比老工人年轻，只是二老二老的，当时铁二局就有那么一大批二老工人。
最出乎预料之外的，就是名单上居然有我的名字。同样出乎预料的是张新武竟没有入选，我想大概是吉它在当时还没有入正流吧。
同样会弹吉他的是钟世楠，不过他的入选是因为他还会拉二胡，正式的演出场合他的确没有弹过吉他。
名单确定，人员就开始集合，就把普济的一个荒废的蚕茧站用作排练场地，我也就此离开了短暂的青工班生活。
张新武后来在九十年代曾来找过我，我们保持了很长时间的联系，知道那时他已经调到青白江川化机械厂工作，他的妻子我也见过，很漂亮。
张新武身上有一股豪气，我想这一点很像他的父亲。据说他父亲的资格很老，红军长征时，他父亲是赤水中心县委书记，是个老红军。
为了赶在春节能为筑路的铁路员工演出，每日就加班加点的排练。
那时正值冬天，普济的蚕茧站是栋青砖瓦房，空间很高，很空旷的也很冷。冷得受不了啦，就找些柴火点燃，大家就卷缩着围在火堆周围。
宣传队大概有二十多个人，想排的节目还挺多。除了几个舞蹈，器乐合奏，相声，合唱之外，还排了歌曲《三月三》。
就在准备开始排练时，小耆很高兴地对我说，我明天回成都，回去找表哥潘小扬帮忙借把借圆号。他表哥潘小扬是著名的导演，曾执导过艾芜先生的《南行记》等作品。
见他这般高兴，也触动了我回家的念头，想想，我就找到宣传队的负责人，说我要回成都收集一些资料，以便创作相声。说完就没有底气地等着，没想到他竟然没有的丝毫犹豫，就说回去多收集一些，快去快回。
简直是喜出望外，心想毕竟是领导文艺团体的，有水平。
和这个领导的交往不多，回忆很长一段时间，名字就是一直想不起来，只记得他有一次喝酒后让驾驶员把车钥匙给他，就开着解放牌汽车在段机关院子里乱转，直到驾驶着车子一头扎进自己的办公室才罢了。
记得当时的乐队有三把二胡，一把圆号，一根笛子，一把小提琴，然后就是一堆锣鼓，大家商量着，觉得还是有些弱，不太像个乐队的样子。
说着，有人说什么地方还闲置了一台扬琴，就赶紧给弄过来，可又没人会弹。
领导看大家没辙的样子，就说，赶紧安排人学吧，只要到时候能把音敲对了就行。
既然领导说了，于是又从青工班又找了个女孩入队，安排她跟着一个老师学。这女孩名字忘记了，只记得个子不高，脸圆圆的。
这以后，她就每天拿着两根小竹条在扬琴的弦上敲打着，没有节奏，也没有音律，甚至都没有我熟悉的弹棉花的声音好听。
不仅如此，杂乱的声音把整个蚕茧站的空气都搅浑浊了，让人简直无法排练。
有人说你干脆把扬琴放在外面敲打吧，她回答，外面那么冷，你咋不出去？有人说要不把耳朵堵上吧，省得干扰别人。
这女孩实诚，果真就用两小团棉花把自己的耳朵给堵上了，消息传开，大家就觉得好笑。
消息也传到领导耳朵里，领导也笑，笑完了就对扬琴女孩说，算了吧，你别弹了。
忙乎一周，扬琴还是没人会弹，这时张旭就说，我来试试吧。张旭是来自简阳地方上的，父母都是当地的领导干部。
张旭在宣传队是专业跳舞的，而且很有造诣，日后段宣传队解散，她就直接进了四处宣传队。
她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据说在西洋美声上也很不错，常常登台表演。
这以后，张旭每日里除了排练舞蹈，就是摆弄扬琴，也没有老师，大概三两天以后，就可以听出她演奏的是什么曲调。大家心想，好了，这台扬琴终于可以放在小乐队中间参加演出了。
我自己写了几段相声，就和苏棣配合着排练，我逗哏他捧哏，在大家排练休息的时候，我俩就演给大家看，看看效果。
台词倒是熟练，大家就也熟练地听着，却没有什么笑声。我俩挺着急，就商量着想法逗大家笑，于是就想了许多办法，最终效果都不好。
领导烦了，就说，就这样吧，你俩的节目就放在《三月三》之前，观众笑不笑没关系，你俩尽量把时间拖长一点，给舞台布置倒出时间就好。
看着我俩闲，领导又说，给你俩在歌剧里加个角色吧，小苏你演匪兵甲王三麻子，又指指我，你演匪兵乙刘四贵。
结果每当相声说完，我们就赶紧去后台换上国民党军装。苏棣还要麻烦些，还得用毛笔在他脸上点上几个麻子。然后我们就手持木头枪，等候上场。
别看这是个类似草台班子的文艺宣传队，演出几场后居然大受欢迎。其实倒不是我们演得有多好，实在是在荒山野岭里面施工的铁路建设者太无聊了，有看的总比没看的舒服，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可这样以来，倒把一些人的毛病给惯出来了，就觉得自己真是个角。
每场演出之后，所在地的工程队总会想办法弄些肉给大家吃。那时供应还很紧张，大概一周能吃一回肉，我们去演出吃的肉，实际上是从工人师傅嘴里抠出来的。
一天，我们去某工程队演出，等演出结束后已是夜里十一点过了。大家兴高采烈的去吃饭，满以为又会弄一大嘴油，可进食堂一看，只有一大盆葱花炒鸡蛋放在哪，一个二个脸色就不好看了，都踌躇着不肯上前。
我没管那么多，拿个大碗就盛了满满一碗米饭，然后大夹大夹地吃着炒鸡蛋，很香。见油腻腻黄灿灿的炒鸡蛋不断地被我吞噬，一帮文艺角儿再也按捺不住了，一拥而上，顿成风卷残云之势。
这事后来传到段领导耳朵里，就觉得我们这支宣传队风气有些问题，本来是来打铁的，却连自身都不硬，就开始召集大家学习开会，整顿思想。
回想那个时候，我们整天穿着军大衣，抄着手从段机关食堂再到蚕茧站，整日里慵懒地行走在这两点一线，就给人饱食终日的感觉，如今又出现贪吃的问题，就给领导很不好的印象。
这边学习着，那边宣传队里又扯拐了，原来有个会拉二胡的二老工人又和同样会拉二胡的一个女子出现那起子事情。
那二年生，就数这类消息腿杆跑得快，一下子就顺着铁道路基传遍了整个铁路建设工地。也就帮助领导把决心下了，一拍桌子，立刻解散宣传队！
说实话，比起人家《芳华》文工团的解散，我们就快速简单多了，连半天都没用到。
不过考虑到宣传队的多少还算是有些艺术细胞，就把大家集中到了段上的机械队，还分别安排了师傅。大家就学钳工的学钳工，学车工的学车工，还有的就学电焊，除了没有磨床，倒是什么工种都有。
当然，那两个陷入风波的男女则被直接安排到了工程队，男的打隧道，女的就每天顶着北风在河滩里砸石头。
我呢，大概是没有参与拒吃，就被领导认为是好青年。看看，有时候抢着吃东西也会给人留下好印象的。
于是，我先是被段上的土木工程师陈锡贤叫上，每天和另外一个人扛着测量标尺跟着他屁股后面到处跑。
陈工对我不错，我们每天一起在工地上测量，回来就一起吃饭，我也主动给他干些打杂的事，弄得他过意不去，就时常把午餐肉开来吃。
期间我大哥来工地看我，食堂没肉卖，就觉得有些对不起大哥。
陈工听说就拿了三十个鸡蛋过来，我赶紧跑到厨房舀了一大碗油，然后把鸡蛋全给打了，抄了一大盆，我们三个就一起吃了，依稀记得还喝了点酒。
没有多久，干部提拔讲究四化，就把陈工提拔成我们段的副段长，干了不到半年吧，就当了段长。
再后来又当了处长，直至铁二局局长，然后再到北京当了基建总局局长，当然这时后话了。
就在陈副段长当了段长之后没多久，我也就离开工地，去读书了，也就告别了这难忘的一段经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的芳华也随之远去。去就去吧，旧的芳华不去，新的芳华何来？
有道是，天下谁人无芳华？
有重要的是，俺也有芳华！
人生就是一本书，不论厚薄，一页页总会翻过去的，当最后一页过去，才是一本完整的书。
也以此文，祭奠我的好友——已经远走的余泽耆。
平叔闲谭
听平叔摆龙门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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