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铁路 袁战利
家乡的那条铁路，在村子东边，呈东北、西南方向，它写满了我少时的回忆。这回忆里有欢乐，也有忧伤。有我无限的憧憬，也有父老乡亲无奈的惆怅。铁路上的那座小站曾给了我多少美妙的幻想。有多少家乡的优秀儿女通过这条铁路走向了全国各地，走进了北京，甚至走向了边防哨卡，他们在各自的人生坐标上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年华。
家乡的那条铁路，一头连着家乡，一头连着梦想。有多少次在恍惚的梦中，在寂静的夜里，那”咣当咣当″的节奏，亦真亦幻，似有似无，直让人摸不透到底是梦境还是现实。
家乡的那条铁路，就像是一串长长的糖葫芦，那修长的钢轨就是竹签，那一串串五味杂陈、流光溢彩的记忆，就是那酸酸甜甜的山楂果。
大概在我朦朦胧胧四五岁的时候，常听大人们说”西安″、”谁谁去了西安”等等的话，竟天真地以为大概离家两公里的那个停火车的地方，就是西安了，那时候竟不知道有车站，只是因为火车在那里停，就以为那里就是西安。再到后来大概七八岁时，和小伙伴们常在下午放学之后，或者礼拜天到铁路上去玩耍、拔猪草，渐渐的才知道那里停火车的地方是显落村车站，而西安其实还在更远的地方呢！那时真不知道西安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大人们为什么都要到西安去呢？西安对于我来说倒还真是一个神秘的地方。
家乡的铁路叫西余铁路，修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是为了配合秦岭脚下的那个大型军工企业惠安化工厂而修的，又沿途修了好多小站，通了客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那时候公路交通还不是很便利，铁路的修建确实给沿途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
上世纪70年代，人们的生活相对来说还是很困难的。那时候农村家家户户都养猪，因为人们在生产队劳动挣的工分，一年到头分不了几个钱，就是分些粮食而已，养猪就相当于零存整取了。所以那时候放学之后和整个暑假里，我们就提着草笼满铁路的跑，弄猪草是一方面，大多数时间都玩了。
铁路离我们村很近。我们村正好处在两个小站的中间位置。这两个小站离的非常近，最多相距二公里。那时的我和另一个伙伴经常提着笼子，从这一站上去，又从那一站下来。我们并不进到车厢里面，而是站在外面的车梯上。车刚一到站就跳下来，这样既不用买车票，还坐了免费的车。
那时候一到半下午，火车路上就显得特别热闹，有放羊的，有拔猪草的。如果放羊的话，火车过来就要把羊看好，通常是把羊绳缠在树上，用手紧紧地拽住，然后人和羊依偎在一起。这样火车过来，羊就不至于过分受惊了。
有时候，也会遇到铁路东边那个村的孩子们。如果在两边人数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就会“打仗”。有时候我们会奋起直追，有时候我们会落荒而逃。那场面也难保那飞起的土块或者瓦渣不落到谁的身上或者头上。不过这种事很少，因为一般地，双方都会看情况，能打则打，不能打就跑呗！
那时的铁路，俨然就是我们的乐园。
再到后来长大一点了，才知道大人们坐火车要么是到西安或者外地去工作，要么就是去打工。也曾经见三哥掮上自家的面粉，和同村的人坐火车去西安打工。后来听三哥说有一次他到西安去，他家的老黑狗也跟到了火车站。结果他上车了，火车开动了，狗却不回去，竟然追火车。最后，直到实在追不上才放弃了。三哥说那次他实在是感动的要哭。
在那通信、交通普遍落后的年代，那铁路和那铁路上的绿皮车，承载了多少家庭的欢乐和希望！那铁路有多长，亲人的牵挂就有多长。大概在二姐刚结婚的时候，二姐夫就在东北铁路上工作了。一年才回家一次。二姐夫说坐火车要坐三天三夜。那时给我的感觉是东北真远。
我记得第一次坐火车坐的是那种闷罐车，当时大人们叫”拉牛车″。车厢里既没有窗子，也没有座位。乡村小站也没有站台，那种车也没有梯子，车厢非常高，很难上。
其实最值得回忆的还是大约在十二三岁时候的事情。那时有的大人到西安去“扫炭″(即打扫拉煤车中未卸净的煤炭。在”扫炭″的那些人中，最有名的是我村南门硬蛋他爸，那人个子不高，黑而敦实。装100多斤煤碳的口袋，别人挪都很吃力，他却可以扛着走。不过这人命太苦，50多岁就死了。
受大人”扫碳”的影响，我征得母亲的同意，拿上袋子就坐上了给西安去的火车。那时车上查票也不严，十有八九都是不用买票的。有时独自去，有时叫上伙伴。总之，暑假里几乎天天给西安跑。说是去西安，实际连西站都不到，不是在新西北下，就是在三民村下，也不知道真正的西安啥样子。
开始，母亲不放心，去过两三次之后，母亲也就不太管了。记得有一次，我扫了有30多斤大青盐回来可把母亲乐坏了。
但最不能忘记的还是跟春和去的那一次。
记得那次是在三民村下的车。我俩兜兜转转地，临近中午时分，忽然发现一片菜地，长势特别喜人，煞是好看，在我们那里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这么好的菜呀。于是我俩就打起了菜地的主意。也不知是谁提出的，反正是一拍即合。
我们看四下无人，便来到一片莲花白地头。一个人胡乱地掰了五六个莲花白急忙扛起就走，心中正暗自庆幸，忽然后面有人大喊：”站住，不要跑！”我心里一惊，回头一看，一个老头就在后面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正大步流星的追上来。我想这下全完了，跑是跑不脱的，跑只能是加大罪过，干脆束手待擒吧。
我俩战战兢兢的被他带到了一处生产队饲养室。屋里面还有一间炕。开始，那人说着吓唬我们的话。我不停地叫伯，不停地求饶。春和垂头丧气地几乎要哭了。后来他又问了我们家在哪里，家里还有谁？为什么要跑出来等等，最后说：”看你俩谁先回去，把家里大人叫来再说”。就这样，那晚我先回了家，回来给春和他妈撒了个谎，说春和没搭上车，明早就回来了。果然第二天早晨，春和坐八点的火车回来了。看见春和回来，我的心才踏实了。
从那以后，去了再也不敢动人家地里的东西了。
听母亲说，刚修铁路那阵子，人们都好奇地去围观。有时候火车司机看围观的人特别多，就故意猛的鸣一下喇叭，那巨大的叫声把人们吓得呼啦一下朝后退。那调皮捣蛋的司机肯定在偷着乐！
铁路刚修起来的时候全是木枕木。两边的电话线杆也全是木电杆，到后来才换成了水泥的。细心的二哥还数了两边的电话线，说路西架了七根线，路东架了40根线。我们那时在铁路拔草放羊，也曾经把耳朵紧贴那电线杆，往往可以听到很大的”呜呜”的响声。有人说响声大，就是有人在打电话。也曾经把耳朵贴住那明晃晃的钢轨，试图先知先觉那远方火车的到来。当然，在那铁道两侧的小路上，除了滚铁环、打四角、抓三角和狼吃娃等游戏之外，玩的最多的还是”抓桃儿”。那本来是女孩儿玩的游戏，但是我们一帮男孩竟也玩的不亦乐乎。
有时也会在家中找出一两个大洋钉子放在钢轨上轧小刀。开始火车过后很难找到小刀。后来我想了个窍门，用根细绳把钉子绑在钢轨上。这样火车过后，钉子就不会飞出很远了，很好找。
当然在那路基石和枕木的缝隙中捉蛐蛐的时候，最容易碰见壁虎了，那玩意儿虽小，看着却挺吓人的。竟还碰见过壁虎蛋，不过都让我们拿石头给砸碎了。
那时家乡的铁路，简直就是我们一帮熊孩子的乐园。
其实在所有活动中，最有意义的应该是拾地软了。每每几天的连阴雨之后，雨过初晴的清早，总会有人拿着盆盆碗碗，出现在铁路两侧的土坡上。小心地拨开草丛，就会发现那黑而亮的地软一片一片的，还带着晶莹的露珠在朝你眨眼。捏在手里有湿湿的、滑滑的、软软的感觉。不用说那阵子心里也是美滋滋的啦。拿回家去，经过母亲的一番劳作，就是我们一家人不可多得的美味了。
那年月，谁能拒绝这大自然的恩赐呢？
大约九零年前后，我们那里塑料厂特别多。以至于形成了周围几个村的收塑料热。其中有一部分人骑自行车上咸阳收，但更多的人则是利用了铁路的便利，上了西安。早上九点左右坐火车去，下午五点半返回。其中以妇女为最多，也有夫妻齐上阵的，也有贩鸡蛋的。收塑料的身上背个兜兜，手里提杆秤，她们都是农村中的能干女人。
每天下午五点半，乡村小站接亲友的人就已经三五成群了。随着远处进站列车的一声长鸣，人们纷纷退后，列车停稳之后，伴随着吵杂的喊叫，只见从那车门、车窗处一个个硕大的编织袋翻滚而下。列车员也往往在帮着朝下推。因为小站停车时间很短，而这些收塑料的人往往卡着车门，她们不下完其他的人就没法下，所以车上边往往是拥挤不堪，车下更是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紧张的三分钟过后，一声长笛响起，列车徐徐启动出站。人们满载而归，脸上流淌着汗水，但也洋溢着胜利的笑容。
很快，乡村小站又回归了它的宁静。有谁计算过这条不起眼的铁路给家乡的父老乡亲带来了多少便利？又带来了多少财富呢？在那公路交通相对滞后的年代，这条铁路无疑就是家乡人民心目中的一条希望之路，一条连通外部世界的神奇之路。
很小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教会了我们儿歌：“火车头，冒个烟，人民见了都喜欢”，这无疑也是那个年代家乡孩子们念过的遍数最多最简单的儿歌了。然而如今母亲已经长眠于铁路东侧的集体公坟中了。我也曾经跟随母亲用脚步丈量过我村到县城之间的铁路长度。我想母亲在那里不会寂寞，因为那里不但有她熟悉的父老乡亲，更有我的祖母，我的父亲和我的大哥这些亲人在那里为她作伴。每每寂静的夜里列车低沉的长鸣，那既是母亲听惯了的声音，也无疑是活着的人们对已逝亲人的思念。
随着公路客运的繁荣，家乡铁路的客运在九八年被铁路部门取消了。虽然是现实的必然，但还是让人们无法接受，因为这条客运线毕竟伴随了人们40多年呀。为了恢复客运，开始，人们拉帮结派的在铁路上阻拦货车通行，后又几次在县政府表达诉求，但始终没有恢复。
然而随着户县撤县设区和大西安被确定为新的国家中心城市和新的一线城市，家乡的这条铁路将会被改造成城市轻轨，届时这条铁路将重新焕发生机，成为连接鄠邑区和西安主城区的一条快速通道。
让我们翘首以盼吧！
作者简介
袁战利，户县野口村人，一个热爱文学的六零后。自八二年发于《中国青年报》的那篇短文《毕业合影时》之后就似乎注定了今生与文学有缘，然而岁月的风雨曾一度让我与文学相去甚远，幸而近年重拾旧梦，力图用笔把生命中的真情抒写。自一二年在《金户视野》发表《母亲的凉面》开始，近年来在《秦川文化》、《作家前线》、《馨香盈秀》等纸刊及网刊刊发散文及诗歌作品多篇(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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