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年轻人最大的理想就是享有“三转一响”，可这“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是一般人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很多人办不到。
生活纪实
文 / 沈前吉
三转一响
文/ 沈前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年轻人最大的理想就是享有“三转一响”，可这“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是一般人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很多人办不到。
我的第“一转”来得十分容易，那时我在银行信贷科当信贷员，经常要跑外勤下企业。由于这个原因，行里给我配了一辆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这辆自行车基本上属于个人专用，不受时间限制，虽不是我的，但天天伴着我，和私人用品无异。客观上就是我的“一转”。
手表，这是另“一转”。这是当时年轻人的最高追求。记得那年高考结束，我们都在等待发榜。我们同班六个同学一天傍晚在市里闲逛，在狮子桥上扶着栏杆聊天。有个同学突然问大家，以后工作有钱了第一件事是买什么？五个同学竟然异口同声答道：“手表”。
那个年代，手表不仅可以看时间，还是身份的象征。当年有首儿歌调侃道：“有钱的人大不同，一身穿的灯草绒，手一?，金手表，腿一抬，亮皮鞋。”
我工作后念念不忘有只手表。常常跑到百货大楼钟表柜去看手表，饱饱眼福，过过干瘾。那个年代什么都要凭票购买，唯独手表例外，也可能手表对于普通百姓来讲，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百货大楼就在我工作的银行隔壁，我隔三差五地跑去看手表，竟然能对手表的种类性质价格略知一二。长三针的比短三针的好，全钢的比半钢的好，自动的比上发条的好，进口的比国产的好，瑞士的比其他国家的好。那个年代听说过日历手表，周而复先生的《上海的早晨》也描写过上海大资本家有带日历手表的，但好多人没见过。百货大楼也从来没卖过。那时柜台上最好的是瑞士英纳格，标价是四百五十元，超过我们一年的工资。另外还有瑞士的三度士，价格和英纳格差不多。此外还有叫基洛夫的苏联手表。当时国产手表有上海牌的全钢和半钢手表，另外还有天津牌半钢手表。让我最感兴趣的上海牌全钢手表。一是漂亮，特别是表盘一周还有个金圈特别扎眼；二是走时准，来来往往到柜台看的人都这样说；三是全钢不生锈，价格也不是很贵，一百二十元一只。想归想，但一百二十元也绝非小数目，囊中羞涩，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来，隔三差五来这里也只能饱饱眼福。
后来我不去百货大楼逛了，改到去泡牟家庙的寄售行。寄售行专卖二手货，我有事无事就跑到寄售行手表柜台那儿，看能不能淘到我满意的上海全钢手表。功夫不负有心人，泡了七八天，这天有个中年男人来寄售行，说急需用钱要把才买的上海手表卖了。我一听来了兴趣，就在旁边仔细听他和评估师的对话。来人掏出一块手表说，这是我半个月前在百货大楼买的手表想把它卖了。说完从衣兜里掏出一小张纸来，说：“这是我的发票。”评估师看了半天表，又把发票看了看，问：“你想卖多少钱？”
那人说：“我才买十来天，现在急需要钱，一百二买的，表带八块，一共一百二十八。就卖一百二吧，我当赔了根表带。”
评估师没答话，又重新看了一阵手表。问：“包装的盒子呢？”
“我哪晓得这块表还要卖，就把它丢了。这发票是真的，可以包修的。”
“最多一百一，还不知道卖得脱不？”
“半个月就损失十多块！还要给你们中介费。太不划算了！”那人把手表拿回去，有些不想卖了。
“你想想，人家有一百二不晓得去买新的？你考虑考虑吧！”评估师准备走了。
“卖吧，好久卖得脱？我急需要钱。”见评估师要走，那人急了。
“这个不好说。我们又不是当铺，一手交货一手给钱。还有，你这是贵重的二手货。有人买也得给别人时间戴两天，走不准或有啥问题允许别人反悔！你走得开，我们店走不脱，不能为卖你这只手表搬家吧。”
“这个我懂。开票吧！”
那人走后，我问评估师：“师傅，这真是只新表吗？”
“年轻人，八成你想买吧？天天跑这儿来看。”
“是新的吗？你先说。”我又问。
“我反复看了几遍，是新的。这不？还有发票！一百一还是值得的，比新的少了十块钱，还赚了根表带。”
那个年头老实的人多，也从没听说过啥叫坑蒙拐骗。一张百货公司的发票就足以百分之一百地证明这是真货。我决定买了，可是我翻箱倒柜也只有九十块钱，还足足差二十块钱咋办？
“师傅，这表我买了，你给我留着我去拿钱。”我先稳住这评估师，再想办法去筹钱。
“小伙子，我只给你留半天时间哟。我们是做生意的，不能只等你一个人哈。”
“要得！”我答应了一声就回去取钱去了。
在储蓄专柜我把存折上的钱全部取了，可还差二十块咋办？当年，在这座城市我唯一的亲人就是二姐，我决定找二姐想办法。二姐手上没那么多闲钱，便又向隔壁的杜老师借了十块，总共二十给了我。我凑够一百一，便兴高采烈地把那块手表买了回来。那天不知看了多少次表，又放在耳边听了多少次，这还不够。晚上我把它放在枕头下面，侧着身子耳朵贴在枕头上睡觉，享受着象音乐一样的“滴答”声，慢慢进入梦乡。
由于财力不济，我没有等到“三转一响”办齐，只有“一转半”（只有使用权的一转只能算半转）就结婚了。
婚后一个偶然的机会，阴差阳错，让我们又买了台缝纫机，实现了“三转”。这年市直机关分得了三台缝纫机的指标，我们行得了一个。当时行里有百多号职工，如何分配这一个指标成了难题。后来大家觉得抽签最公平。在一次行务会上抽签，恰巧我们信贷科长抽回来了。我们科有十一个人，我手气最好，把这张买缝纫机的票抽到手。
抽到票后我们为运气好高兴又为缺钱发愁。
这次抽到的蝴蝶牌缝纫机是当年最好的一款，定价127元。要买这物件又是一大笔开支，不买放弃了又可惜。我老伴年轻时就是持家的好手，认为家里有了缝纫机好处太多，坚持要买。我也觉得有些道理，便去和打会的会长商量，把这个月分钱的机会让给我，凑够120元钱。
所谓打会，现在似乎已经绝迹。这是那个缺钱年代的特殊产物。民间自发的、为一时急需用钱的人排忧解难的互助性松散型组织。一般是十二个人组成，基本上是本单位的人参加。入会的金额由大家商量确定，如每月每人十元，当月发工资时收交，然后交给急需用钱的人，包括自已那一份就是一百二十元。领会钱的顺序可以大家商量，也可以用抽签的办法确定。
我们打会的金额是每月十元，这个月该办公室的老邱领。会长和老邱一商量，老邱知道我抽到了买缝纫机的票，满口答应和我领会钱时间对调。
缝纫机拉回家安装完毕，又给家里增添了喜庆。“三转一响”的计划已完成一大半，只剩收音机了。
缝纫机买回家，总不能永远做个花瓶当摆设。好在我是文革中的“逍遥派”，上班又不去“造反”，也不去“保皇”，没多少事做。于是就跑新华书店买了好几本衣服剪裁缝纫的书，一边看书，一边找些破旧的衣服在缝纫机上缝补，练练手艺。不久尺子划粉配齐了，用个特大的塘瓷缸装上开水也可以当熨斗，万事俱备只欠布料了。
缝制中山装和裤子有些难度，初次试手不敢下决心。考虑再三，买了五尺五白布做衬衣。于是按照书本说的，量了又量肩宽、腰围、领宽、袖长，先用报纸当布料，划了又划，裁了又裁，然后把裁好了的报纸一块一块地铺在布料上剪裁下来，开始正儿八经在缝纫机上制作衣服。
由于前期用破旧衣物练手艺，如何调上下针松紧，如何调针宽，如何手脚配合都练得差不多了。按照书上讲的步骤，用了三天时间把衬衣做好了，穿在身上蛮合适，一股成就感油然而生。几天兴奋期过了，与在商店买的衬衣一比，可想而知，这质量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这衣服毕竟是我亲手做的，我特别珍惜，虽做工太过于逊色不便穿在外面，但春秋时节常贴身而穿，一直穿了好多年。
“三转一响” 的收音机我盼了多少年，因囊中羞涩一直没有了结心愿，而时代却在我囊中羞涩中发生变化，改革的春风已吹遍九洲大地，各行各业一派蓬勃生机，普通百姓的腰包也慢慢地鼓了起来。红极一时的红灯牌收音机很快被香港日本台湾进口的收录机打垮，先是单卡单喇叭，继后又是双卡四喇叭。大街小巷时不时来个穿着花衬衣喇叭裤手提收录机的年轻人，高声放着流行歌曲招摇过市。再后来，电视机也开始普及，汽车电脑手机进入普通寻常百姓家中，至此，那个时代名噪一时的“三转一响”已沉淀在历史之中，被百姓淡忘，很少有人提及了。
作者简介
沈前吉，四川南充市人。原贵州省老遵义市农行行长兼党组书记，现已退休。一生喜武文弄墨，遵义市（地区）作协会员，有上百篇作品发表于省内外报刊杂志，曾多次获奖。二零一五年由四季出版社出版小说散文选《火红的夕阳》。获奖作品《新闻反响》收集到由原国务委员陈慕华题词，原文化部长著名作家王蒙题写书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韩雷作序的《中国金融题材小说选》。近年常有诗歌散文小说及摄影作品发表于纸质杂志和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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