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版的两本书

严格说起来，我是1994年开始教育写作的。这年，在《潍坊日报》发表《走出爱的误区》《学生出走宜正确对待》，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发表《〈总理遗嘱〉的由来》，在《联合报》发表《何香凝羞辱蒋介石》。1995年，乘势而上，发表了20篇文章，刊登在《中国青年报》的3000字文章《慷慨捐躯的抗日名将张自忠》，获得“长河”副刊好稿评选二等奖。这就打开了写作的新局面，此后的教育写作，就比较顺畅了。截止2005年底，我的名字以作者身份在各级各类报刊出现了803次。
因为写稿的关系，我与县域内一些爱好写作的教师交流较多，在朐阳小学任职的衣奎伟就是其中之一。2006年某一天，在一次聚餐时，衣奎伟将他关于循环日记教学的著作送我一本，并告诉我，这受益于一个教育著作出版计划，他鼓动我也出版一本书。我在2004年12月，被评聘为高级教师（副高），已是当时中小学教师职称的上限，因而，出版书籍的愿望，并不强烈，也就没有表态。
事后，热心的衣奎伟几次联系我，反复说明出版书籍不需要自己花钱，只要整理出书稿，交出版策划方即可。于是，我把发表在《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现代教育报》《现代教育导报》上的部分文章，聚合在一起，按照他提供的联系方式，寄出书稿。
想不到的是，这年底，《拣拾绿原上的花瓣》（书名是出版方起的）就出版了。收到样书，我才知道，我的书稿列入“中国教师文丛”，该丛书由15册组成，我的这部书，内容分五辑，分别是课改感悟、管理杂谈、教育感悟、心理探询、教余涂鸦，10多万字，由远方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次印刷，印数2000。
第一次出书，如此顺利，心情还是有些小激动。这得益于衣奎伟的引领和帮助，而且，他出书在前，有很好的经验可以遵循。美中不足的是，出版策划方只给了10本书，我自己又订购了10本。如今，手中仅存样本了。
衣奎伟的支持和鼓励，我一直感念在心，但没有当面表达过。以后，他到龙泉小学任校长，我们还经常来往。他调入县教研室后，在教育局大院办公，出身农家的我，对机关部门怀有畏怯，联系渐渐稀少。教研室改为教科院，他成了副院长，更不便打扰，交往近乎于无了，但我一直感激他。
2010年，我第二次出书，是北京一家叫“中华联文”的文化公司主动联系的，出版费用不高，万元以内，给作者1000本书。这样的条件，在经济和心理上都可以接受。而且，我也有把发表的历史科普文稿集合在一起的想法，可谓一拍即合。
我撰写的历史稿子，多是在课堂教学中生成的题目，或拓展教材表述，或回答学生疑问，或修正传统提法，或阐发新知新论，虽然篇幅长短不一，但都耗费了不少心血，对历史教学大有助益。若不加以整理，随意散失，是很可惜的。我依据发表文章的样报样刊，选择了73篇历史稿件，作为“教学参考”一章的内容。
我又从2006年至2010年间公开发表的400篇文章中，整理出72篇教育类稿件，分别编为教育管理（9篇）、课堂教学（9篇）、家庭教育（5篇）、德育（13篇）、教育杂谈（19篇）、书评（5篇）六章。考虑到书稿的可读性，我把刊发在《中国教师报》《杂文报》《潍坊晚报》等报纸上的47篇短文，以教育“怪味豆”、散文、杂文三章，排列在后面。
这样，整部书稿共十章，20余万字，以《脚印》为书名，在2010年7月，由光明日报出版社正式出版。
这两次出书，都有一些遗憾。由于课业任务重，时间紧张，有些较好的稿子，遗漏在外；自己最看重的教学论文，一篇也没有收入。但不管怎么说，出版这两本书，也算是对自己从事教育写作16年的总结。
从2010年至今，十年过去了，又积攒了一些发表过的稿件。尤其是2013年评聘为正高级教师后，发表了数篇教育教学经验方面的论文，对年轻教师定有助益，也有结集出版的必要。更何况，这一时期，不少文友自费出版了新书，收到他们的赠书，拜读之余，也抽空编辑自己的书稿，约有60万字。其中的20多万字，年内可望出版，那将是我出版的第三本书了。
写于2020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