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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正声初起:早期桐城派作家研究

桐城派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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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师雅惠,1983年生,山西交城人。200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并分别于2006年、2009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硕士、文学博士学位。2009年至今,任教于厦门大学中文系。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中国古代文论。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一项,在《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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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以“桐城派早期作家群”为研究对象。本书认为,在乾隆中叶姚鼐以乡里为纽带,建立方苞、刘大櫆、姚鼐一脉相承的桐城文统之前,康熙中后期到雍正间文坛上,曾存在过一个以方苞为核心的“桐城派早期作家群”。这一作家群的主要成员,包括方苞未入京师前在家乡所结交的文友方舟、朱书、刘捷、刘辉祖、张自超,康熙三十年方苞入太学后所结交的江南士子戴名世、朱书、何焯、刘齐、刘永祯、刘岩、徐念祖,以及方苞在京师所结交的北方士人王源等。这一批士子的政治命运及为文理念,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其文学活动与文学思想均呈现出鲜明的群体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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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桐城派早期作家群”的界定与本书研究思路第一章 康熙朝的士风与桐城派早期作家心态第一节 康熙朝文教政策简述第二节 康熙前期的士风:以桐城派前期作家在太学的活动为中心第三节 《南山集》案始末第二章 桐城派早期诸家的明季史事书写第一节 桐城派早期作家“当代史”写作的思想背景第二节 明清正统更替时间与明亡原因之阐释:桐城早期诸家的史观第三节 史著之“义法”:桐城早期诸家的史法第三章 以古文为时文:桐城派早期作家的时文改良第一节 “古调”与“时格”:明万历以来时文取法古文的诸种形态
第二节 文人与文章的独立性:桐城早期诸家时文改革的基本立场
第三节 表现性情:“以古文为时文”的具体操作方法之一第四节 文成法立:“以古文为时文”的具体操作方法之二第四章 客路山川:早期桐城派作家的行记和游记第一节 从“优游”到“漂泊”:晚明到清初文人的“游” 观与文学表达第二节 “我辈是游民”:早期桐城派作家游记中的人事之思第三节 以我观物:“义法”理论与游记创作第五章 情与礼之间:桐城派早期作家的“节妇传”“烈妇传”写作
第一节 明清时代政府及民间对“节烈”的提倡
第二节 教化与美俗:桐城派早期作家“节妇传”“烈妇传”的基本写作立场
第三节 “礼”的内在冲突与“情”“礼”之矛盾:桐城派早期作家“节妇传”“烈妇传”中 对礼教的反思第四节 家常语与“褒贬自见”:桐城派早期作家 “节妇传”“烈妇传”的写作特点第六章 方舟的八股文创作第一节 “范希文作秀才时”:方舟生平及学问取向第二节 志士之文:兼论方舟对明末金、黄二家文的继承第三节 虚神与逸气:方舟时文的“辞采”第七章 王源的文章取向及其文学史意义第一节 文为世用与传豪侠
第二节 至性与忠孝
第三节 “取法乎上”:王源的古文技术论
第八章 豪杰之人与豪杰之文:朱书论
第一节 朱书生平简述
第二节 朱书之交游
第三节 朱书之文章
第九章 盛世哀歌:刘岩的诗文创作
第一节 从“狂生”到“秋虫”:刘岩的生平与心态转变
第二节 “至情”与“质朴”:刘岩诗歌简论第三节 灵心·气势·韵味:刘岩的文论与文章创作第十章 《古文约选》与方苞的“义法”说第一节 《古文约选》中的文体论第二节 古文之“气象”与“境界”第三节 一义相贯与纵横分合:文章之基本法度第四节 “义法”说的内涵与价值第十一章 何焯的文章批评与文学观念第一节 吴中名士,都门“朝隐”——何焯生平及交游考述第二节 作为选家的何焯第三节 何焯的古文批评——以《义门读书记》中的韩文批评为例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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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党圣元

师雅惠博士的学术专著《正声初起:早期桐城派作家研究》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印行出版,在春节之前,雅惠电话与我联系,让我给她的书写个序,由于这是给自己学生的第一本专著写序,我便欣然应之。但是,由于庶事纷扰,拖延至今,使得该书责任编辑慈明亮先生和雅惠一直在等待,因此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师雅惠于2006年至200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攻读文艺学专业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我是她的指导教师。师雅惠早慧,五周岁时即在父母任教的乡村小学开始上一年级,因此她比同龄人提前两年便读完中学、大学、硕博,并且学业一直非常优秀。读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时,师雅惠对明清文学思想、文学史研究一直有学术兴趣,我记得经过多次讨论、商议之后,确定了她学位论文的选题范围为桐城派文论思想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根据她的文史知识结构和学养积累方面的特点,以及她颇善于进行综合性思考的研思特长,我指定她专门对方苞的学术思想与文论进行研究,确定题目为《方苞的学术思想与文论》。自确定了这个选题之后,师雅惠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学位论文的开题准备和具体写作,她是一个既能专心而又舍得用功的学生,因此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经过潜心研读和撰写,便顺利完成了长达近20万字的论文写作。雅惠的学位论文写得认真扎实,学术视野较为开阔,体现出一定的理论阐释和文献整合运用的学术能力。论文写得颇有学术气象,并且体现出可以就这一选题更进一步拓展、深化的可持续研究的特点,而这也正是我当时为她确定这一选题之初衷所在。我一直认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撰写,是一个愿意终生投身学术事业的青年学子在成长过程中的筑基固本期,因此所选题目一定要有可持续性研究的学术价值,应该是自己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所从事的一个研究领域,而不应该是只为了通过答辩得到学位而事后就不愿意再碰的权宜性的选题。师雅惠的学位论文在评审和答辩过程中,得到了专家们的一致肯定与鼓励,顺利毕业。毕业之后,师雅惠有幸到厦门大学从教,在作为“青椒”的这些年头里,她在课业繁重、生子抚育之同时,一直坚持不辍地进行着她的桐城派研究工作,并且拓展了学术视野和研究范围,在文学思想史和文学史两方面齐头并进,对桐城派的作家、作品、文论进行综合性研究,这本《正声初起:早期桐城派作家研究》专著,就是她的研究所得,而她的博士学位论文《方苞的学术思想与文论》,也在数年的时间里不断地进行扩充、订正、深化,经过精心打磨,终于修改成熟,被列为“桐城派研究丛书”之一种,即将由安徽大学出版社推出。正如其性格一样,师雅惠治学不急功近利,不急不躁,更愿意在一种慢条斯理的状态下从容为之,事实证明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治学心态。功到自然成,慢工出细活,师雅惠相继出手的这两部专著,既是她在学术上孜孜不倦、逐步历练、终有所获的大好收成,也是她对自己的治学个性和研究路径的一种坚持,我对她坚强的治学意志和所取得的学术提升而感到由衷之高兴。师雅惠的这部《正声初起:早期桐城派作家研究》,对早期桐城派作家进行了较为综合而系统的研究,大体上属于文学群体和流派研究。首先,她的这一项研究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开辟和补缺的学术之功,对于这些在以往的文学史研究与桐城派研究中不太受重视,仅仅偶尔被提到或简单地叙述一下,因此一直处于文学史书写之外和桐城派研究边缘,而缺乏关注、缺乏研究的早期桐城派作家以及他们的文章功业,多有发掘与察见,于桐城文派研究,实有拓展、细化、深化之学术价值与意义。其次,她的这一研究,在理路和方法上,并非单单拘囿于文学这一层面,而是扩展视野于史地、文献学、社会思潮等方面,力求通过场域化、语境化的还原来对研究对象做出深入、准确的理解与阐述。再次,她的研究和撰述态度是朴实的、谨严的,以史带论,有几分史料说几分话,是实实在在地考察和叙写早期桐城派的几个重要作家的文学活动情况及其文章的流布状况与特点等,对于所论到的每一个桐城派早期重要作家或者桐城派早期重要文学活动、文学现象等,都是切口小,入之深,从而有效地避免了过于追求建构而张皇其事,夸言其功,因此她对桐城派早期作家的研究,学术上的总体风格是稳健的、务实的,在文论史与文学史融通方面,在使文献学有效地回归文论史研究方面,也提供了比较成功的个案。当然,也不是说该著就已经完美无瑕了,比如对于桐城派早期作家研究中的点与面的结合,思想史层面的深化阐释等方面,还留有一些缺憾,有待全面系统地加以整合,这些可能正是今后她进一步展开拓展性研究的着力点所在。我本人没有对桐城派进行过专门的研究,是桐城派研究之外行,所以以上关于师雅惠的这本早期桐城派作家研究的专著之所言,仅仅是浅表之谈,而更好的关于该著之优长与不足之评,有待于桐城派研究专家来评说。这部书稿系经由我介绍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有幸得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艺术与新闻传播出版中心主任郭晓鸿女士和责编慈明亮先生的肯定并纳入出版计划,在此谨对他们表示谢忱。最后,祝愿师雅惠再接再厉,在今后的古代文论研究中,在桐城派研究中,取得更加丰硕的学术成果!是为序。己亥年二月十五春分日于京西北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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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桐城派早期作家群”的界定与本书研究思路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十五日,为桐城文士刘大櫆七十寿辰。时任扬州梅花书院山长的姚鼐寄来寿序,对刘大櫆的道德文章成就表示祝贺。序中认为,桐城在梁陈时,曾有过“释氏兴”,释氏衰歇后,当有“儒士兴”。又借友人程晋芳、周永年之口,叙述了桐城当代文章之盛:“前有方侍郎,后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1]姚鼐在此,以乡里为纽带,塑造了一个“桐城文统”,并提到自己少时曾“学文于先生”,隐然以接续此文统为己任。此后,“桐城派”一称才正式出现于文坛。
关于姚鼐建立桐城派的背景、动机与经过,王达敏先生《姚鼐与桐城文派》一书有精彩论述,认为姚鼐揭起“文章”之旗,是要与当日士人圈中所流行的考据之学相抗衡;姚鼐之学,实承自叔父姚范,而姚范对方苞之文、之学颇有微词,因此,姚鼐以方苞为桐城派的开山人物,其“策略”意义大于真心的推崇。但方苞之学、之文,除了号召同乡后进外,是否就与乾嘉以来的桐城派无甚关系?此言似也不能成立。
以方苞文论的核心“义法”为例,虽然姚鼐认为方苞之“义法”,只得古人文章之“一端”,而未得其“大处、远处、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2]但方苞的“义法”,有多种层面,除具体行文之法外,还有“法随义起”、随心所欲的一面,晚清邵懿辰即认为“义法”可以涵盖刘大櫆之“音节”说与姚鼐之“神韵”说:“夫方氏以义法言文,此本史公语,而渊源《大易》之所谓‘有物’‘有序’者,亦即孔子所谓‘辞达’,而曾子所谓‘远鄙倍’也,凡韩、欧以下论文之旨皆统焉……音节神韵,独不在法之内乎?”[3]
近代学者方孝岳也有类似的看法:“不知惜抱所谓‘远淡非常’者,究竟是什么?文章里面的‘远淡非常’,必定有所以‘远淡非常’的道理,岂可舍义法而捕风捉影地去求吗?”[4]认为“义法”与桐城派后期所倡之“神理气味”,并不矛盾。此外,桐城派后期作家,大多科第显盛,又多有主讲书院的经历,而无论是求取科名,还是教授士子功课,都要求有时文功底。古文的具体行文之法,在很大程度上对时文写作也具有指导意义,因此,源自方苞的“义法”说,在桐城文章的推广方面,贡献不容否定。总之,将方苞作为桐城派初祖,不仅符合姚鼐的“言语策略”,也符合文学史实际。
自晚清以来,将戴名世作为桐城派先驱人物的看法,也不断涌现,如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谈及戴名世史学时,认为“他本是一位古文家,桐城派古文,实应推他为开山之祖”。[5]当代学者魏际昌、周中明等在他们关于桐城派的论著中,亦将桐城派之传承统绪上溯至戴名世。[6]这种看法,有一定合理性,
戴名世较方苞年长十三岁,进入京城文化圈的时间,也早于方苞。方舟、方苞兄弟之时文,最初即是借戴名世的揄扬,才得到文坛前辈韩菼的赏识。虽然戴名世在罹文字狱身死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文稿被禁绝,姓名亦埋没不彰,但作为方苞早年关系最为密切的友人,戴名世对方苞为人、为文各方面的影响均不容忽视。此外,与戴名世同时,且与方氏兄弟关系密切者,还有朱书等人。如果将戴名世作为桐城派的一员,那么对朱书等人亦应如是观。
《朱书集》的校点者之一石钟扬先生,就认为朱书在早期桐城派发展史上有“不可抹杀的贡献”。[7]但从创作实际来看,戴、朱的文章,较之方苞,更为潇洒豪迈,不拘小节,呈现出由明代文章到清代文章的过渡时期的“芜杂”特色,与后世桐城派的讲究“义法”、“雅洁”不尽相同。因此,方苞之前,桐城文章的统绪应如何排列、如何描述,仍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如果说,任何一种文学思想的产生、文学团体的兴盛,都建立在具体的文学史背景之上,都可以看做是对其所处时代之文坛状况乃至思想文化状况的回应,那么,对桐城派的兴起的研究与描述,也应将目光放到更深远的历史背景中。章太炎曾认为桐城义法,近似于“佛家之四分律”,其主要功用,在于“催伏磨外”;桐城派兴起的历史,即是晚明以来的文坛由文坛复归“雅正”的历史:“明末猥杂佻侻之文,雾塞一世,方氏起而廓清之,自是以后,异喙已息,可以不言流派矣。”[8]
章氏处于清末民初文体大变革的时代,有感于“明末之风复作”,故对桐城派的兴起有此贴切的想象。而文学、思想风气的转化代谢,是渐进的、缓慢的,非一蹴而就、瞬间翻覆;其中固然需要大力气者,但也需要群体的呼应与支持。从现存文献来看,方苞及其“义法”的流行于天下,亦有着一个从“潜流”到“主流”,[9]不断传播扩散,并不断调整自身的过程。
纵观现有关于桐城派的研究,在论述桐城派前期历史时,一般只关注戴名世、方苞的创作理论,对其创作实践及文学思想的变化,以及他们在清前期文章领域“规矩重立”过程中的位置与作为,注意得远远不够。200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法籍学者戴廷杰所著《戴名世年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一局面。这部近百万字的著作,以戴名世一生行事为纲,贯穿起了顺治、康熙两朝与戴名世有交往或文字交集的人士之生平,书中所涉及人物达九百九十一人,其中有详细小传者五百余人。
较之传统的作家年谱,此谱内容丰富,气魄宏大,将戴名世的文学活动放置在康熙年间政坛、文坛的大背景上去看待,使得戴名世及其友人关于文章的思考不再是概念化的条目,而是具有了历史的“在场性”。此书的问世,为早期桐城派研究的推进,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参考和方法启示。惜限于“年谱”的体例,书中对一些“关键人物”和“节点事件”,没有给出更进一步的提炼、论述。本书则希望在《戴名世年谱》的基础上,对桐城派早期文学活动进行考索和描绘。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从康熙二十五年戴名世、朱书等拔贡入国子监开始,到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发,这二十多年间,文坛上曾有一个以戴名世、方苞为核心的士人团体,这一团体的主要成员,包括戴名世、方舟、方苞、朱书、刘齐、刘辉祖、刘捷、汪份、刘岩、刘永祯、何焯、王源等。他们或是在立身、为学方面志趣相投,或是文章旨趣相近,因此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终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狂生”著称于康熙二十六、二十七年前后的京城士林;康熙三十年以后,陆续登两榜,进入仕途,之后又大多卷入戴名世《南山集》案,命运随之发生转折,其思想、文风也随之发生改变。这些人中,除王源外,均出生、成长于安庆以下的长江沿岸地区,其中戴名世、方舟、方苞、朱书、刘辉祖、刘捷均为江南安庆府籍人士。籍贯的相近、志向的趋同、经历的重叠、交谊的深厚,使得这一批士人具有了被视为一个“群体”的资格。为论述的方便,我们把它称为“早期桐城派作家群”。对文学群体或曰“流派”的研究,是古典文学研究中常见的选题。严迪昌先生曾对“流派”的要素做过归纳,认为:“一个流派的形成,必须首先得拥有一面旗帜,即领袖式的足以能凝聚团结起同辈和后进的有权威性的大作家,在他周围形成一个可观的有影响的作家群体。他们在艺术情趣、审美倾向以至理论主张上应有大致相同或近似的追求,这种追求和实践又总是集中反映在他们编纂的总集和选本之中。”[10]
按这一定义来衡量,戴名世、方苞等人,生前虽未有开宗立派的自觉,但他们的创作和批评实践,却已隐然具备了“流派”的一些特点。本书的写作,即试图对《南山集》案发之前的“桐城派早期作家群”的文章观念与创作实践,以及《南山集》案这一政治事件对诸人心态与创作风格的影响进行分析描述。通过这一工作,梳理桐城派在康熙年间的活动细节与发展轨迹,进而探讨桐城派在康熙间文坛上的位置与贡献。
清末民初学者刘咸炘在《治史绪论》中曾言:“史本纪事,而其要在察势观风……事实实而风气虚,政事、人才皆在风中。”[11]认为“疏通知远,即察势观风也”[12],“风”有大小,“风之小者,止一事”,“风之大者,兼众事”。[13]按刘咸炘的说法,史家关于名物、制度等的实证研究,必须辅以子、集部的研读,方能“虚”、“实”兼顾,触摸到历史的真实生命;对即时特征的探索,必须与长时段的眼光结合起来,方能“出”、“入”由己,研判出历史的真正趋势。
我们认为,文学史作为广义史学中的一个门类,“察势观风”的方法,同样适用于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一种文学样貌的形成,既有文辞内部沿袭与变革的因素,又有文辞外部的“政风”、“时风”、“土风”、“士风”的影响,而文辞内部的沿袭与变革,也会形成或大或小、或显或隐的“风”与“势”。一部好的文学史,应是对一时代“文风”之起伏变化,以及“文风”中所显现的“世风”的清晰、扎实的描述。而“文学流派”可以说是“文风”与“士风”最为鲜明的人事载体,因此,对“文学流派史”的描绘,更应遵循“察势观风”的思路。
本书第一章论述康熙朝士风在桐城派早期作家身上的体现,第二、三、四、五章从文体的角度入手,论述桐城派早期作家共有的一些文章观念,即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尝试。第六章到第十一章,采用个案研究的方式,对方苞及“桐城派早期作家群”中的五位尚未受到学界重视的作家进行论述,在结构安排上,也尽量兼顾“行谊”与“文辞”两方面,展现处于“青萍之末”阶段的、体现在具体个体中的“风”。限于学力,这一尝试尚有许多缺陷之处,敬请各位读者方家不吝批评指正。
[1]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惜抱轩诗文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页。[2]姚鼐:《与陈硕士》,《惜抱轩尺牍》卷五,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页。[3]邵懿辰:《复方存之书一》,《半岩庐遗文》卷上,《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64页下。[4]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中国散文概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82页。[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页。[6]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19页;周中明:《桐城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85页。[7]石钟扬:《朱书集·前言》,《朱书集》,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1页。[8]章太炎:《菿汉微言》,《章太炎全集·菿汉微言、菿汉昌言、菿汉雅言札记、刘子政左氏说、太史公古文尚书说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5页。
[9]“潜流”与“主流”的关系,参考了王汎森的说法,王汎森认为:“历史是由很多股力量竞争或竞合前进的,一个时期并非只有一个调子,而且像一首交响曲,有很多调子同时在前行……我们书写历史,往往只着重当时的主调,而忽略了它还有一些副调、潜流,跟着主调同时并进、互相竞合、互相影响,像一束向前无限延伸的‘纤维丛’。”见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60页。[10]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11]刘咸炘:《治史绪论》,《推十书(增补全本)》己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38页。[12]同上,第241页。[13]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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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主编:任雪山 卢坡 史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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