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哥与我

在居家防控冠状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网络处理完必要的工作，还有大把时间自由支配，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往事，想念故去19载、埋骨于异国的三哥。
三哥1990年在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随即赴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此后，一直在美国工作和生活，直至2001年冬天因脑瘤医治无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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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哥长我5岁，他读初中、高中时，我是村办小学里的懵懂学童，只知道疯玩。1978年，只学完高一课程就参加高考的三哥顺利过线，故乡所在的小山村沸腾起来，人们奔走相告，这让我第一次知道读书的重要和荣光。尽管由于三哥幼时眼睛受伤，视力受限，当年未能实现大学梦，但此事的冲击波却回荡了很久，我也稍微收敛了顽皮的心，将部分精力用在功课上，次年，以全公社第一的成绩考入杨家河初中。这一年，在张延堂、林仁东等老师帮助下，三哥被录取到山东师范学院化学系，成为村子里第一个本科生。
三哥读大学的4年，正是我上初中的4年。很惭愧，适逢初中学制改为三年，因为顽劣不驯，初三结束我未能考取重点高中，只能“回炉”复读一年。这期间，三哥不仅教育我好好学习，更以刻苦攻读的身教来感染我。记得每个假期，除了帮助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多数时间，三哥都手捧一本书，专心阅读。但我“猴性”十足，安静不了几分钟就跑出去了。对此，三哥又爱又恨，常常无可奈何。印象中，三哥都会提早结束假期返校准备功课。那个年代交通极为不便，乘坐公交车要到五里远的杨家河车站或四里外的夏家台子车站，而且，每天只有寥寥几趟车，错过了，就只能等第二天的车。每次三哥要走，我总赖着去送他，一是趁机显摆，二是躲避劳动，三哥阻拦不住，任由我像跟屁虫般一路叽叽喳喳。客车远远来了，三哥用温热的大手摸摸我的头，疼爱地说声“回吧，路上小心”。车开远了，我还能看见他向车窗外张望。
（大学时代的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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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哥在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读硕士的3年，我在辛寨中学（临朐七中）念书。那时的研究生很金贵，有个读硕士的哥哥，我非常自豪，期待努力学习，像三哥一样跨出农门，成为“公家人”。遗憾的是，初中阶段吃了“夹生饭”，到了高中，物理、数学两科严重“瘸腿”，高一分科时，我只能选择文科，能不能顺利考学，很没有底气。三哥得知实情，屡屡告诫我：只要有信心，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他邮寄来语文、英语复习资料，让我在这两个优势科目上用功夫，至于数学，只要保住最基础的题目不失分即可。
高中三年，三哥寄给我很多信，虽然写的都很简单，一如他的沉默寡言，但每一次收到来信，我都像过年一样兴奋。我现在手头还保存着他1986年6月1日的一封信，连称呼、问候语、署名、日期在内只有寥寥的16行文字，他写道：“从来信知你高考预选上了，非常高兴。希望你再接再厉，争取高考成功”“现在离高考时间不多了，希望你抓好时间，在锻炼好身体的前提下，全面系统地复习好，注意自己的薄弱环节，力争各门功课平衡发展”。那时，由于家庭条件有限和繁重的学业压力，我身体素质比较差，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因此，三哥信中才有“锻炼好身体”的嘱咐。他邮来10元钱，让我每餐去买一份菜补充营养（那时每份菜5分钱）。
高考前一个月，我遵从三哥的建议，几乎将全部精力用于背诵史地政三科。结果，出人意料地考了489分，外语、语文两科均居全校第一名。考前报考志愿时，我的专科、本科都填报了山东师范大学，就是要追随三哥的成长足迹，我如愿以偿。这时，三哥正往返京沪之间办理出国留学手续，没有闲暇回家，但通过信件表达了诚挚的祝福，并要求二哥去上海整理其物品时，把数件衣物捎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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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哥在加拿大攻读博士学位的4年，我在济南求学。虽然远隔万里，但隔不断我们的兄弟情。大一那年，他托付大学同学去山师北院看望我，帮助我规划大学生活；搬去山师南院后，他让留校的同学请我吃饭，多方照顾我，从同学们对他的高度评价中，我进一步了解了三哥的为人。
三哥每个月都会给我写信，提醒我用功读书，多参加活动，不能荒废光阴。其中的一封信写道：“你开学一个月了，还是应注意和重视学习，虽然现在国内有重钱不重教育的倾向，但教育还是最基本的。你现在参加了英语提高班，很好。如有机会，能到国外来见识见识。”
我手头留有一份三哥寄给我的Seminar（研讨会）报告，是他1988年9月19日给全系教授和研究生所做讲演的摘要，上面用铅笔手写了一段话，向我具体解释Seminar。那时，他的博士生课程考试基本结束，主要做论文实验工作，还带三个班大学生的实验课，心情较为放松，信也写得稍微长了一些，A4纸达到了一页半。
上世纪80年代末，西方思潮涌进国内，思想碰撞激烈，三哥与我的交流更多了对世事的看法和理解。他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告诉我要拓展视野，不能盲信盲从；要站位高远，不要拘泥小我；要努力增长才干，更好报效家乡父老。在1990年4月26日的信中，针对我的恋情，他写道：“对于这事，你还是thought twice！我的意见是你现在还年轻，不要太早订下关系。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希望你能够到国外来……无论如何，你将来是有机会的，请你慎重考虑！！”短短一段话，用上了三个惊叹号。信末三哥写道：“由于这事对你重要，所以收到你的信后，我马上写这信给你。”他对我前途的关心，溢于言表。当年，受大环境影响，我被分配到临朐最偏远的农村高中任教。
（三哥在国外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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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哥到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时，我在寺头中学（临朐九中）工作。对我一竿子插到底的遭际，三哥内心很着急，他鼓励我要坚定信念，不可灰心丧气，要用工作实绩赢得出头机会。以后几年，他来信较多，尽量排解我蜗居乡间的寂寞与苦恼。1993年春天，他结婚了，第一时间报告给我，并附有三嫂的一封长信，详细介绍他们所在的Boston，“Boston是一个文化城市，这里有很多大学，城市很老，环境优雅，夏天到处是花，游客甚多。Harvard University是世界一流的学校，Harvard yard，Harvard square都是有趣的地方，还有很多博物馆、美术馆……”，信中还写道：“Boston的冬天很冷，经常下雪，你哥哥喜欢步行，大概也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每天从学校走到家里，要走25min”。当年读到这段话，我会心一笑，真是哥俩啊，我也喜欢步行，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一边走一边看风景一边想心事，这是敏感自尊的农家子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外人可能很难真正理解。
很快，三哥三嫂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建设起温馨的小家庭。他靠拼搏赢得幸福生活，激励着我用奋斗去改变处境。1994年，我开始教育写作，在历史教学权威刊物《中学历史教学参考》刊登原创试题和研究文章；1995年在《中国青年报》“长河副刊”发表稿件，并获得该报“好稿评选二等奖”；还相继获得县优秀教师、优秀共产党员。1996年暑期，我调到临朐五中工作。第二年，走进县域内最好的中学——临朐一中。我的每一次进步，都得到三哥的大力支持，也让他感到无比欣慰。
1998年，三哥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除了报告女儿降生的喜讯，介绍一家四口的生活外，还特别提到我在县城购房的事，“寄上美金500元支票一张，希望能够帮他一下，虽然看起来并不算太多，但也是尽我们的能力”。我清楚三哥在美国买房、照顾子女花销很大，每月收入的30%到40%要支付电费、水费、房产税及各种国家税、州税，我最终没有兑取这张支票，但我内心很温暖，这就是手足情深啊！
（三哥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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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没有后来发生的事情，哥弟俩的浓厚亲情会延续到垂垂老矣。正如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三哥在生命最灿烂的时候，却罹患致命的疾病。
2000年1月29日，正是腊月二十三，中国北方的小年，三哥在美国家中突然休克，摔倒在地，急送医院，发现脑部右前部有5×5厘米肿块，手术切除80%，切片检验结果是恶性肿瘤，虽经放射治疗，但效果不佳。5月2日，进行第二次手术，又是一系列化疗、放疗。10月24日，做CT、MRI，医生认为没有控制住。这期间，我能为三哥做的，只是给二哥和父亲办了因私护照，陪他们去美国驻华使馆办理签证，送二哥去美国照顾三哥半年。
11月5日，三哥回山东探望父母、亲友、老师，居住在我县城的小家里。其时，他身体已经发胖，手有些颤，走路也不稳当。每顿饭后，他要服用成把的药物，我非常心疼，就变着法子讲一些趣闻让他高兴。有一次，我谈到第一次坐火车，一位有钱人边吃烧鸡边喝啤酒，馋得我直咽口水，边说边学那人手撕鸡腿的动作，逗得他哈哈大笑。作为一位从事药物研究的学者，他很清楚自己的病情，我劝慰他：“现在医疗条件这么好，你的病一定能治好。期盼着过几年，你再回国探家。”他冷静地对我说：“不可能了，我的病是治不好了”，我无言以对。
十天后，我陪三哥赴上海探望他岳父一家，并同晚他一周回国的三嫂和小侄女会合（三哥持中国护照，小侄女是美国国籍，签证未在同一时间通过）。在沪期间，小侄女总赖在他身边，默默地看着他。我每次抱起侄女，让她坐在我的膝上，她很快就出溜下来，乐得咯咯笑。本是其乐融融的一家人，却因三哥的病，蒙上了一层阴影。那几天，三嫂穿梭在上海各大医院，找专家，抓中药方剂，寻求中医治疗方法，难得有闲暇陪着三哥说话。有一次，我帮助三哥洗澡，发现他还穿着读大学时那件有着白色竖纹的绒线秋裤，就脱口而出：“你怎么还穿这样的衣服？”三哥仅仅回答了两个字：“是啊。”我心里酸酸的，强忍着眼里的泪水。要知道，这样的秋裤，连我都早已不再穿了，可我的三哥——一个在国外生活了十多年的人，竟然还不舍得扔掉。
11月27日，三哥返美。因为父亲的赴美签证遭遇拒签，直至三哥去世，没有老家的亲人陪在身边。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清清楚楚地知道生命会被癌魔慢慢吞噬而无能为力。在生命最后一年里，聪明理性的三哥经历的身体和心灵折磨，可想而知。
（三哥在美国留影）
三哥第二次手术后，表达过死后安葬在美国的想法，三嫂来信征求我的意见，我只能尊重三哥的遗愿。我以为，他之所以作出如此安排，一个重要因素是担心年迈的父母承受不起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打击。2001年11月3日，三哥追思会举行。2002年春天，他入土为安，永远长眠在工作、生活了12年的异国土地上。三嫂寄来三哥遗像和追思会照片，我心如刀割。我把这些资料精心保存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大约过了一年，心情稍为平静了一些，我用笨拙的笔写下《怀念三哥》，于2003年清明节发表在《山东工人报》副刊上。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哀伤渐渐淡了，但对三哥的思念却浓了起来，他的身影多次来到我的梦中。有时，深夜无眠，我会想，人倘若有灵魂该多好，尘世的岁月走完了，可以在另一个世界重逢。果真如此，三哥在那个世界就不会孤单。2010年后母亲、大姐、父亲先后去与三哥相会了，但愿他们在彼岸生活得幸福开心。
2020年2月22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