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联中生活

1979年8月至1983年7月，我在杨家河联中读书四年，留下了许多深刻脑海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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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河联中的前身，是建立于1964年8月的”杨家河农业中学“，1968年改名“杨家河附中”（附设中学）。1970年，县革委要求各公社大办联中，实现片片有初中，学校更名为杨家河联中。
杨家河联中坐落在杨家河村北岭上，东与杨家河中学（1971年建设的国办高中学校，1982年改为初中招生，仍为国办中学；1989年与杨家河联中合并，新组建的杨家河中学改为乡办）相邻，大门南向，院落上下两层，层次分明，井然有序。校舍为依丘陵走势建筑的砖瓦平房，东高西低，院内有合抱刺槐多棵，环境很美。校园主体由东西走向的两排教室、一排办公室组成，教室在北，办公室在南；这三排房子南侧更低处，还有一排房子，有花墙环绕，是当时公社教育组办公室；西侧是落差近两米的南北甬道，与教师、办公室有曲折蜿蜒一米多宽的小路连接；甬路西边，门口朝南的几间房子为伙房，门口朝东的数间房屋，作为学生宿舍；宿舍以北，则为厕所。学校操场设在丘陵脚下的平地上。整个校园呈不规则的四边形，进入校园需要攀爬一截陡坡，学校与公社驻地隔开一段距离，孤悬在外，比较安静，确乎是学习的好地方。
（当年杨家河中学的房子，今天依然保存的一部分）
联中与小学相比，最大的变化是寄宿，每周回家两次，第一次是周三下午回家，当晚或周四早上返校；第二次是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返校。每次回家都要带够三天的口粮。大部分学生住集体宿舍，在水泥板和木板搭成的通铺上睡觉，每人拥有不足一米宽的地方。由于宿舍不敷使用，还有少部分学生需要在教室后部搭建地铺，晚自习结束，匆匆收拾一下就展被入眠。为了睡得舒服和冬天保暖，有些学生趁夜晚少人看守的时机，去附近石家峪村砖厂偷拿盖砖胚的蒲包，垫在水泥板和木板上。
睡大通铺、宿舍教室地面均为土质的现实，加上卫生条件差，没有办法洗澡，住宿生全都生了虱子。联中时代，与虱子为伴，跟虱子战斗，就成为我课余的重要任务。在课堂上，被虱子咬得奇痒难耐，只好将手伸进衣服内捉住它，两个指甲盖相对，痛快淋漓地将其掐死。有时候，闲极无聊，适逢捉到的虱子胖乎乎的，就让它在课桌上爬来爬去，还故意设置障碍，看它如何翻越；或者将两只虱子并排放在课桌上，让它们开展赛跑比赛，让它们相互对打，这竟成了课堂一景。
当时，学校师生吃水比较困难。就学生而言，每顿饭前，要从低处的伙房将开水抬到高处的教室，就不是轻松的事情。这活由大家轮流分工去做，每个班两桶水，由值日生进行分配。吃饭时，各人拿出自带的煎饼、火烧或者馒头，就着辣疙瘩咸菜，喝着白开水，也别有一番滋味。我毕业离校后，曾有一年遭遇严重的干旱，学校只好雇用拖拉机拉水。有一次，装满水的皮胶囊竟然从车上滚落，当场砸死了一个女生，酿成了悲剧。我听说后，沉默了许久。
为了应对冬天的严寒，全体师生会到梭庄北山上捡拾树枝。梭庄离学校大约五里地，北山长满了槐树、松树，秋冬交替时节，村里人上山修剪下大量的树枝，供学校取暖用。于是，在长长的山路上，几百名师生拖曳着树枝鱼贯而行，很是壮观。树枝运回后，用斧子砍成短短的一截，码垛在校园里，寒冷来袭，就在教室中间的火炉里引燃木柴，驱赶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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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中的老师多数是公办教师，来自县内各个公社，教学水平、教学能力都很高，教物理的侯曰贞老师家在蒋峪公社，长得白胖，方面大耳，说一口蒋峪方言，总是把胳膊说成“胳臂（bei）”，颇有意思，他家距离学校五六十里地；教数学的康士杰老师，中等个，面容和善，他家是七贤公社，距离学校也有四五十里路，他教学最大的特点就是细，每个知识点都讲得很透彻，且慢言细语；教语文的马玉国老师是辛寨公社的，距离学校较近，也有二十里地，马老师年龄较大，有点谢顶，说话时嘴角常常上扬，对学生很严厉，动辄就扇学生耳光，他会弹手风琴，课余常常一边弹奏一边引吭高歌。说老实话，他的语文课讲得很精彩，也有幽默感，但有一些粗俗，有一次讲到司马迁遭受宫刑，他用地道的临朐方言大声说：“宫刑就是阉割，阉割就是摘（zhei）蛋！”乡村孩子多数都见过兽医给小猪阉割，他如此一说，惹得全班学生哈哈大笑。
（参加工作十多年后与曾庆生老师合影）
给我们上过课，属于杨家河公社的教师，主要有卜凡俊、马圣宗、曾庆生、夏玉信、曹孝元、朱生、王永洲、王成军等。卜凡俊当时是教导主任，教政治，是公社最南端的鸣凤峪村人，留给我的最深刻印象是高大但不威严，对学生很关心。马圣宗是我二叔，教地理，上课声情并茂，善于编制记忆歌诀，很有趣，很受学生欢迎。曾庆生是杨家河村西邻的黄崖泉村人，年纪只比我们大五六岁，相貌堂堂，一表人才，他教语文，态度好，水平高，与学生相处和谐。曹孝元家是曹家庄人，教数学，他瘦弱苗条，好像肠胃不好，对学生要求严格，教课卖力。朱生是石家峪村人，化学教师，大高个，可称魁梧帅气，讲课声音大，很生动。这些老师，有公办教师，也有民办教师。后来，民办教师也大都转为公办。其中，朱生转行从政，如今享受副县级待遇；曾庆生当过学校校长，刚刚退休。
当时，因为时代原因和条件限制，很少有专职英语教师，初一初二时期的英语都是代课教师担任。记得刚入联中时，是一位叫孟军的高中毕业生带英语课，他是公社书记孟庆沂的大儿，习惯在讲台上拿一根教鞭，脚踩一个凳子，微低着头，反复让学生跟着他念单词。他教了短短的时间，就当兵去了。
印象中，绝大多数老师都住校，吃食堂。多数公办教师的妻子儿女都在家务农，他们总是一周一次回家帮助做些农活，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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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联中那年，三哥考上了山东师范学院，成为我村第一个大学生，我决心以他为榜样好好学习，故而老实了很长时间，也凭着自己的小聪明，取得了学习上的较好成绩。有一次期末考试，我拿回了五个奖状，除了三好学生外，还有几个单项奖。但十几岁的少年，玩耍的心劲强盛，对联中生活熟悉后，我和几个顽皮同学便蠢蠢欲动，做出许多出格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与同学一起偷摘附近村庄的瓜果。天气晴好的夏日夜晚，晚自习过后，我们几个同学攀爬墙头溜出校园，悄悄潜入菜园地里，将嫩黄瓜、西红柿、鲜豆角等蔬菜据为己有。夜半更深，村民都沉浸在甜甜的睡梦中，哪能想到会有几个中学生跋涉数里地洗劫他们的菜园呢？每次都满载而归，接下来的几天就放心大胆地享受一番。如是者多次，竟没有一次被捉。当然，每次“行动”过后的第二天都会在课堂上打盹，被老师惩罚过，但口腹之欲总能战胜被惩罚的苦恼。那几年，这种事情一直没有间断。有时候，还去石家峪的西瓜地里“活动”，但晚上都会有人在搭在园中的窝棚值守，且有一只忠诚尽责的狗，嗅到蛛丝马迹，见到风吹草动，就狂吠不止，我们得逞的机会很少。
（1982年联中毕业照）
让人难忘的还有走村窜庄看电影、电视。80年代初，电影《少林寺》风靡全国，给一代少年带来巨大的精神享受。这部电影巡回播映期间，每到一个村庄放映，一些学生就舍弃上晚自习的机会，冒着被老师扇耳光的风险，赶几里、十几里山路去观看，乐此不疲。由于看得次数很多，电影中的细节，都倒背如流，课余也常常模仿其中的打斗情节，伸拳踢腿，在教室里、校园里疯闹一阵。那时，电视机刚刚开始进入农村，邻近的黄崖泉村购置了一台彩色电视机，每晚在大队办公室院里播放，晚自习后常常结伴去观看，因为去得晚，电视机前聚集着很多人，只能远远地观望，电视上播出的画面模模糊糊，也听不清声音，但依然像看西洋镜一样痴迷，直到电视画面出现一片雪花，才恋恋不舍地返回学校。
我读联中那会，农村刚刚通上电，电流很不稳定，经常遭遇停电，所有学生只好自备蜡烛照明，停电的时间里，四五十盏烛光影影绰绰闪烁，该是很浪漫的事情，可惜当时并未感知到。初三的教室里裸露着一根电线，每次看到，都想扯下来。有一次，教室无人，我迅速将电线缠绕在胳膊上，用猛力下拽，一刹那，一股电流击中全身，半个身子都没有了知觉，多亏反应快，下意识中猛力甩掉电线，不然小命就会丢了。这次被“电老虎”狠咬一口的教训，正应了那句“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此后，我对用电格外小心，连换个灯泡之类的活儿都不敢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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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顽皮，初二初三的课程我都吃了“夹生饭”，1982年中考，我没有考上重点高中。结果一出，父亲暴跳如雷，把我劈头盖脸痛骂了一顿。二叔到家里来做父亲的工作，让我回校复读，父亲对二叔鼻子不是鼻子嘴不是嘴地埋怨了一通。其实，二叔对我很关心，很照顾，有段时间，我一直跟着他和读联中的堂哥吃饭，他从食堂打来的菜或自己炒的菜，都进了我和堂哥的肚子。只是二叔和颜悦色，对我们不严格，我也不怕他，才导致了这种结果。在二叔的坚持下，我回到杨家河联中复读。
那个年代，家里很穷，过冬的被子都准备不全。为了惩罚我未考取重点高中，这年冬季每周一次的返家和整个寒假，父母把我安排在西屋的一个土炕上睡觉，仅给一件大人的棉袄和一件棉裤当被子盖。西屋是春夏秋季节当厨房用的，门窗有很大的裂缝。土炕上铺着一些玉米秸秆，没有褥子，我常常是和衣而眠，但每每被冻醒后，只能大睁双眼盼着天明。少时觉多，多数的夜晚，在瑟瑟发抖中进入梦乡，在浑身冰凉中醒来，内心充满酸涩和怨恨。
（今日整修一新的杨家河中学最高处的房舍，基本保持了原貌）
我的多数同学联中毕业后选择了回家耕种，我选择复读，是二叔坚持的结果，内心里我也不想再上“初四”，因为复读会让人瞧不起。这一年，我话语很少，就是这种自卑心理所致。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大挫败，是我很多年里都羞于说出口的事情。只是人过四十后，我才能坦然地回顾这段经历，才不再隐瞒学生生涯中这唯有的一次“复读”经历。但不能不承认，这段生活对我人生的影响巨大而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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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联中时，我很爱看课外书，当然，那时候，文史哲等书籍出版很少，精神生活很贫乏。除了教科书之外的书籍，一旦被我发现，就像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一样，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拿来囫囵吞枣，最喜欢的是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对诸葛孔明的计谋、孔明与司马懿的斗法、五虎上将的刀剑枪戟、许褚夏侯惇的勇猛等都颇感兴趣，课余经常和同学们就《三国演义》的某个细节争论得唾沫星子横飞，晚自习后的卧谈会也经常以《三国演义》为话题，太崇拜叱咤风云的赵云、过五关斩六将的关羽，总是幻想将来有一天成为他们一样的人。故而，也迷恋上了舞枪弄棒那一套。联中时，同学们中间盛行一种自造的火柴枪，形状酷似抗日电影中指挥员使用的“匣子枪”，我也自造了一把。初一时的同桌，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其父是公社武装部长，有一天拿来了几发没有使用过的子弹，我要了一发。课间，我用教室的门紧紧夹住这发子弹，用一把铁制的锋利环锥狠钻它的后腚，不期然中，子弹轰然爆响，弹头飞出，我吓得魂飞魄散。设若子弹击中人体，后果将是何等严重！我后怕不已！
（我的初中毕业证书）
那时候，集体活动很多。清明节祭扫烈士墓的地点就在学校前边的一块耕地中，一个孤独的坟墓，埋着一位不知名的烈士。全体师生排队站在墓前，听杨家河村一位老年人讲革命传统，不懂事的学生都有些心不在焉，到集体默哀三分钟时，有多个学生脱帽露出剃得光光、好似电灯泡一样的头颅，惹来一阵哄笑，被老师严厉斥责，好不容易才保持住严肃的阵势。植树活动则是去离学校十多里地、杨家河公社最南边的一个小山村——鸣凤峪，教我们政治的卜凡俊老师就是该村的。我们早上从学校出发，一路兴高采烈，边欣赏风景边唧唧呱呱吵闹不休。来到植树的山上，按照要求刨坑、栽树、浇水，完成任务后，就到了午饭时间，我们拿出自带的煎饼、馒头，喝着村里乡亲们烧的开水，三一群五一伙，在村中的大树荫凉下，香甜地吃个肚儿圆。随后，就在山间溪水中翻石耙沙捉鱼摸蟹，玩个不亦乐乎！下午晚些时候，再步行十多里地返回学校。整个过程，就像是一场兴致勃勃的旅行，毫无一点苦累。在学校千篇一律的苦行僧生活中，难得有集体活动，同学们哪能浪费外出的机会和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