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生活琐忆

（说明：临朐七中建立于1959年，2014年学校师生整体合并到临朐中学，存在了55年。这是2016年的临朐七中校舍，已是我离开后30年、撤并后两年了。我上学时，校舍全是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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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夏天，我的“初四”生活结束，考入了辛寨中学（临朐七中），成了一名重点高中的学生。这年暑假，母亲很奇怪地遭遇了一次医疗事故，在辛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我的主要任务是在医院陪床。
这件事情的大致经过如下：有一年，在麦收时节母亲淋了冰雹雨，落下了一到夏天就浑身奇痒的毛病，虽多方治疗，但病情时好时坏，让母亲苦不堪言。1983年，父亲打听到一位偏远山村的老医生善于治疗各种疑难皮肤病，就千方百计凑了一些钱，和母亲一起前去诊治。那医生开的方子很简单，就是注射一种针剂。父亲便依照药方购买了若干盒针剂，请做赤脚医生的同族二叔定时治疗。一段时间后，母亲皮肤奇痒的症状大大缓解。
正当大家为疗效显著而高兴时，厄运突然降临了。那年农历六月初二，刚刚吃过早饭，二叔就给母亲打了一针，但没等二叔收拾好医药箱，母亲就头晕目眩，呼吸困难，休克了过去。短暂的惊呆之后，二叔赶紧给母亲做了检查，并输液，父亲立马联系了村里的拖拉机，大家七手八脚将母亲送往医院。一路上，16岁的我紧紧攥着母亲的手，紧张地盯着母亲蜡黄的脸。在医院里，医生通过母亲的手背和脚背双管齐下进行输液治疗，才使母亲在昏迷两天后渐渐恢复了意识。又经过一个月的治疗，才最终痊愈。
事后，经过调查，那天给母亲注射的针剂竟是用来杀灭跳蚤的敌敌畏。至于治疗皮肤病的药水怎么变成了敌敌畏，是制药厂的过失，还是老医生的过失，谁也说不清楚。父亲保存的那个针剂瓶上没有任何标识，一切都无从查起。好在由于抢救及时，母亲终于逃过那场劫难。此后直到离开人世，母亲除了夏天皮肤还时常瘙痒外，几乎不再生病。而这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也使得我们在用药方面变得小心翼翼了。无论是谁，有了病痛，都是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诊治，从不想当然地用药，家里常备的一些药品也是时常检查，过期药品都毫不犹豫地扔掉。
母亲住院期间，适逢三哥从山东师范大学毕业，此前他已经通过了研究生考试，录取到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对他的考研，家里人事前一无所知。三哥寡言的性格，使得大家对他的很多事情都不太清楚。我只记得他得知母亲住院消息后，直接来到医院，见到躺在病床上依然沉睡的母亲，就对陪床者说：“没有什么大碍，不要太紧张了。”当时，母亲惟有靠输液在维持着生命，他是怎么判断母亲生命无大碍的？我当时没有问，也许我问了他也不一定说。但母亲确乎是一天天好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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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入高中洗刷了一年前中考失败的耻辱，我有些踌躇满志。到学校报到后，我才知道自己在高一新生中成绩排在127名，当年共招收了6个班300多名学生，我分在6班，班主任是教化学的徐元增老师。徐老师瘦高个，很和蔼，与学生相处很融洽；他妻子马美琴老师也教化学，他们家就住在学校家属院中。一年后，徐老师成了学校的副校长。后来，徐老师担任了县第五职业中学校长，马老师调到县一中任教。
在高中的三年中，教过我的老师很多，印象较为深刻的有下列几位：高一教英语的王老师，属工农兵大学生，他说话有些口吃，自恃甚高，对社会现实不满，每次上课总是先发一阵牢骚，说什么“教你们这些学生还不如贩小猪”“当老师还不如收酒瓶子”之类话，让我们这些学生极为心烦。到今天为止，我都认为这个王老师是我遇到的最差老师，也许他知识较为丰富，有一点才能，但他对学生自尊心的伤害，他对教师职业的蔑视，让我从心底里看不起他。他后来为了照顾家庭，回到老家的初中任教。我参加工作几年后，曾见过他，行为举止已经与当地农民无异了。
高一教物理的魏老师，个头很高，背有些驼。教我们时已经是大龄青年，还没有对象。他上课总是很慵懒的样子，但教学很卖力。高一下学期分文理科后，我上了文科，与魏老师的师生缘就结束了。高一教语文的赵老师年过五十，矮墩墩的，一脸沧桑，说话办事不紧不慢，很有节奏感，学生调皮捣蛋，他也是慢条斯理，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给人特别稳重的感觉。
教政治的周老师，长得很帅气，戴着一副黑框近视眼镜，口音很有磁性，很爱打篮球。据说他会写诗，很浪漫，学生中流传着他去岳父家不带烟酒糖茶只带一盆花的故事。事实真相如何，自然无法考证。但如此洒脱另类的做派，使他在学生中颇有影响。可惜他教我们只有很短时间，就调到潍坊日报社去了。
高三教数学的程老师，很认真，很敬业，脾气很好，从未发过火，不论我们怎样，他都按部就班讲课、辅导自习，从不误事。他教我们时，头发已经花白，有五十开外的样子，妻子还有病，家庭负担很重，但从不见他有怨言。每一道题目，他都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将步骤书写下来，这得费多少精力啊。我的数理逻辑很差，在高中阶段的历次数学检测中，从没有及格过。但高考却取得了历史性的87分（满分120分），就得益于程老师每次上课都将解题步骤完整呈现的教学习惯。1986年高考前，程老师押了十几道重点题目，我都按照老师要求记录下来，并将其中几道自认为重中之重的题目全部背熟，恰好高考数学最后一题就在其中，我焉能不发自内心地感激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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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寨高中离家20里，一开始每周回家一次，后来变成一月回家一次。高一高二住大通铺，高三有了双层床，但宿舍内床挤床，住宿条件很简陋。初中时困扰住宿生的虱子问题，在高中阶段依然存在。由于回家次数少，需要家里人送饭，这个任务通常由二哥和二姐来承担，一般情况下，他们都会给我送来一周的饭食，多是煎饼和烙饼，咸菜疙瘩也变成了用油盐稍微炒一下的咸菜条。高三学习紧张时，也会用5分钱购买学校门口小店里清炒的白菜，这算是奢侈的享受了。农村人大多不懂规矩，有一次，二哥来送饭，正值上课时间，是周老师的政治课，二哥莽撞地站在门口喊我名字，周老师当即勃然大怒，斥责二哥打扰了他的教学，让二哥在一边等着，这让我很是难堪，成为一辈子都难以从脑海中驱除的耻辱，我从此对周老师的好印象荡然无存。我当了教师后，对来校看望学生的家长都笑脸相迎，即使我正在上课，也会暂时停下来，让学生走出教室与家长相见，每当这时，我就想起了当年周老师带给我的难堪，我决不让这种难堪在我的学生身上发生。
学校坐落在辛寨村北的岭上，饮用水缺乏，校园里有一口很深的井，天旱时井里无水，靠拖拉机拉水解决师生用水。多数时候，我的脏衣服在二哥、二姐来送饭时捎回家，在村边小河里洗涤，晾晒干净后，再次送饭时，一并捎来。井水旺盛的时候，我也在学校里自己洗衣。在高中，我养成了用井水洗澡的习惯，在严寒冬季的晚上，也常常用刚刚打出的井水擦洗身子，这种用冷水洗澡的习惯一直保持到参加工作后的第六年。
刚入高中的时候，校园中心的操场边有两棵树龄很长的芙蓉树，树冠很大，为操场遮了很大面积的阴凉，夏季芙蓉花开，淡粉色的绒绒花，煞是好看！后来操场移到校园东北角，需要挖土填方，我们这些学生就成了主力军，用了多长时间才平整了一个新操场，我记不起来了，但劳动的场面还会浮现在眼前，印象中，这似乎是在高中阶段唯一的一次集体劳动。新操场建成后不久，我们就高中毕业了。
记得上高中时，学校还有校办工厂，坐落在校园东南角，生产保温砖之类的东西，校办工厂采取什么样的经营方式，工人来自何处，是否盈利，利润如何分配等等问题，当学生的都一概不知，也不知道这个工厂是什么时间从学校里撤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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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的学习生活很累很辛苦，这是众人皆知的。在高一上学期，我的化学成绩相当好，每次考试都是班级第一名，无奈物理和数学成绩相当差，故而我选择了上文科。最让我头疼的无疑是英语学科，初中的英语老师都是现学现卖，我也学得稀里糊涂，到了高中，听老师在讲台上叽哩咕噜说英语，如听天书，加之高一年级英语王老师在课堂之上牢骚满腹，极不讨人喜欢，连带着也就不爱学英语了，就这样，在高一高二年级我的英语成绩没有一次过60分。而英语在高考中的重要性，又不能不让人高度重视。在刚上高三的那年秋假，我全力以赴攻克英语这个薄弱环节，不论早晚，手持英语课本，狂背不已。万幸的是，我将高中学习过的英语课文都背诵如流，只是很多单词发音不准确，羞于在大庭广众展示。从此，我的英语成绩直线上升，高考取得了84分（满分100分）的好成绩。
高中前两年，我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非常贪玩，成绩一直没有大的提升。高二升高三考试前，班主任兼地理教师安排学生打扫卫生，身为卫生小组长的我早就对娘娘腔的他怀有成见，就没有听从老师安排，他怒而责问我，我反唇相讥：“我们是来上学的，不是来打扫卫生的。”一句话，惹得他雷霆大怒，将我课桌上的书本扔到教室外面，并推撵着我来到宿舍，将我的被褥卷起来，把我赶出了校门。此后二十天，我只好暂时将被褥放在辛寨村一个同学家，到处游荡。为了能够回校读书，我去了一次班主任家，他坚决不松口。我又找担任副校长的徐元增老师，他与班主任打了招呼，我才得以回校。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因为当年学校开除了几个谈恋爱的学生，我也被一些同学误认为是由于“桃色事件”而被老师赶出去的，当时，我以为这是对我名誉的极大损伤，很长时间抬不起头来。况且，在徐老师打招呼后，我被班主任叫到他的办公室，面对着其他老师，他和颜悦色教育我，其他老师离开只剩下我俩时，他声色俱厉，大骂我“踩着老师头顶拉屎”“不自量力”，前后几分钟判若两人的变化，让我看清了他的真正面目。
那时的高三备考很注重临沂地区和烟台地区编写的复习资料，每位学生都订阅在手。每次上课前，班主任都是千篇一律的指令：“拿出烟台提纲”或“拿出临沂提纲”，然后照本宣科，然后让学生做题，此举也颇让我看不起。做老师的，难道就不能有自己的一套复习模式？今天回忆这些，早已没有了对班主任的怨恨，我只是将当时的想法如实记录下来。
在文科班学习中，我很佩服教历史的陈老师。他瘦瘦的，一个膀子高一个膀子低，走起路来两个肩膀上上下下，很有意思，他学识水平较高，很负责任，谈吐也比较幽默，我很喜欢上历史课。后来考大学时选择了历史专业，与陈老师的影响分不开。
（毕业证书除了“255“”、“五”、廿二”几个数字是老师填写，其余手写部分均为我的笔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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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高中时，学校环境比较宽松，应试教育还没有强化到要“抓出血”来，教师之间关系比较融洽，晚饭后，常见老师们结伴散步谈笑，不少学生也有自己的小天地，或闲暇沉浸在文学作品中，为当一名“文学青年”而奋斗；或痴迷体育锻炼，梦想着练出健美发达的肌肉。记得比我们高一级的一个学生笔名叫岩鹰，喜欢写诗，在《语文报》上发表了诗作并获奖，学校专门为他召开了表彰大会，引来了不小的轰动效应。他毕业时考上了南京林业大学，据说后来诗作不断，在某报社工作。
那个年代，正是改革开放欧风美雨吹到中国来，民众思想步入开化时代。学生中谈恋爱的现象比较多。比我们高一级的学生，竟有为争一个女学生而斗殴的事情发生。
我身心发育比较晚，拿身材来说，小学和初中时，一直矮矮的，在教室前几排就坐，到了高中才猛然生长起来，一个学年就长高了10多厘米，座次也移到了教室后几排。高三以前，对男女之情，我颇为懵懂，尽管初中时也对几位长得稍为丰满的女生忍不住多看几眼，但根本就没有恋爱的意识。高二期末被老师撵回家再回到学校后，我发现英语课代表对我多了几分关心，她知道我英语学得很烂，常常有意无意地帮助我，或把自己的笔记、资料借给我。我冷酷的心有了一丝温暖，也就加倍关注起她来。这一关注，我才发现她长得不错，很有女人味，竟朦朦胧胧喜欢上了她。高考预选结束后聚餐那晚，我们两人谈了很长时间，但都没有表白。可惜的是，她没有通过预选，到别的学校复读去了。我上大学后，一直很想念她。在我心目中，她是一个好女孩。大三时候，我突然收到她的信件，她考到了山东财政学院，我欣喜若狂，赶紧去找她，两个人心照不宣地交往起来。有一次，情之所至向她表白，她告诉我在甘肃复读时，与一个江苏男孩确定了恋爱关系，我大失所望，离开了她。后来她写来一封信，诉说自己的苦恼，我也没有回信。我大学毕业前，她送来一个影集，我们的交往就这样谢幕了。现在想来，当时自己太没有风度了，若人生重新来过，我肯定不会这样对待她，可惜，人生如流水，一去不复还。
（在辛寨中学读书的杨家河乡学生与周德军老师合影，周老师曾在杨家河联中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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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5月下旬，迎来了“小高考”——高考预选。所谓高考预选，是从1981年开始的十年时间里，高中毕业升学考试两步走的第一步。那时，为了缩小高考规模，考大学前，各学校先按分配指标进行预选考试，通过预选的学生才能参加全国高考统一考试。由于预选关系重大，师生都很重视，我也认真对待，并最终通过了预选。但这次预选考了多少分，位居什么名次，我全然不记得了。
接下来，按照要求进行高考报名、建档、体检、填报志愿。在体检进入外科环节，全班男生聚集在一个大教室里，脱得一丝不挂，任由几位表情严肃的男医生来回端详，看得我心里发毛，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记。至于填报志愿，则形同儿戏。那时社会比较闭塞，师生视野都比较狭窄，且实行考前填报志愿，盲目性很大。因为三哥曾在山东师范大学求学，是我的榜样，故我填报的本科、专科志愿都是“山师大”。
忙忙碌碌中，迎来了7月全国统一高考。乡下高中的学生都要集中到县城考点考试。我记得，7月5号下午，学校雇用了几辆敞篷大卡车将考生、带考教师及随身行李一起拉到了借住的临朐一中学生宿舍。那时候，鲜有住宾馆的考生，印象中也没有家长陪同，更不会有后来警车开道之类的排场。大热天，20几个人挤在一间大宿舍里，憋闷难受。这是我第二次到县城，对一切都感觉陌生而新鲜。晚上，我不顾带队老师的三令五申，偷偷溜出校园，在一中西侧街道边买了一个西瓜，用小勺子挖着吃掉。
7月6日，全体考生在一中大操场集合召开考前动员会。下午，在老师带领下熟悉考场。随后，大家都拿出书本，有一搭无一搭地翻阅着。不知道是紧张的缘故，还是天气炎热的原因，这天晚上，我头昏脑胀，浑身乏力，老师和同学把我送进县医院，医生诊断为中暑，赶紧打针吃药。
7月7日，头脑依然不清醒的我坚持走进考场。上午的语文，在昏昏沉沉的状态下考完，唯记得作文题目是《树木?森林?气候》，写得很顺畅，远远超过了600字篇幅。下午考政治，发挥还算正常。第二天上午考数学，试卷最后那一道压轴题，恰巧被老师当作“打靶题”重点强调过，我能完整解答出来。这让我信心倍增，随后的三门课程，考得出奇好。
高考结束回到家的日子，我一边做着锄地拔草、擗烟叶卖烟叶等农活，一边焦急地等待着成绩的出笼。二十多天后，我骑车去辛寨中学看榜，欣喜地得知，我考了489分，各科分别是语文92分、政治66分、数学87分、历史77分、英语84分、地理83分。其中，语文、英语两科列学校第一。这一年，山东省文科本科线为482分，我顺利被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成为学校两个文科班考取的4名本科生之一。
本文前五部分发表于《红色潍坊》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