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侗（明）：倭国论（下）郭昌 译

古文今译
何谓四患？财力匮乏，第一患；运输险恶，第二患；人心不定，第三患；生事多端，第四患。何谓财力匮乏？近来国家多事，西讨叛逆，东款倭人，两河赈灾，匈奴数战，修缮帝宫，疏浚河漕，里外之积已损大半。至于藩禄日盛，虏赏日增，开采无节，织造不休，官宦四出，织造之使屡下，这是上面财政匮乏的原因。杂官太多，交际太繁，外调官员过频，衙门之役太冗，工作颓废，祠堂过侈，这是下面财政匮乏的原因。世上耗财两大端，没有像今日一样严重的。以备倭而讲，天下贡赋，不过傜银、粮食两种而已。傜银即古代的“庸”，税粮就是之后的“租调”。国家设立傜银，原本防备大荒大战之需，并非主管者可以任意支出挪用。自从条鞭法开始施行，征银雇役，挪移减消，加收平放，额外之余已有很多。今商议公费执行法令者，果真实报实销吗？抑或虚报作假呢？所有往来请托，公私用度，与上司无由馈送，不切需要的兴建，所说皆无碍公款。哎，公款岂能说无碍呢？因此上不够支出，下不充库藏，一有大灾大难，不是求请于王府，就是处罚百姓。国家傜银当占税银三分之一，除去支出还应有一半，而一年所耗就已几百万了。所征税粮，都是粟米粗丝之类，国朝初年都是缴纳这些。而今都折成钞票锦帛。前代都发纸票，现在都换成白金。主管者之富，能抵中产之家十家之财。称量之差，有十分之一、二之利。以前都是乡里负责，大户分发，虽有侵吞之敝，而财物尚能流入民间。自催收之权归于一人，分亳不差，巧立名目，积少成多，剩余极多。有厚积之富，而无贪暴之迹。凡是州县之税，多者数十万，少者数千，平均有一万多。合天下州县一千三百有余，一万里扣取一千也算是廉洁之人，一年加起来又一百三十余万。国内物产又有多少？而贪污却是如此之多！他们拿这些钱增建田室，广搜利息，数十年间只囤不散。既有失败，则又互市贸易，后来官宦之家借其地位免租交替。救急不入农户，重役都在民间。所以将来百姓没有富起来的机会，而现今地方官员没有不富之家。民穷财尽，就会滋生重天问题。朝廷虽竭尽全力以求强大，充实国库以保社会安定，可能够填满官员无尽的欲望而堵上无处不在的漏洞吗？今天又以倭事为重，举国征兵，就像久虚之人又遇重疾，极贫之家再遭饥饿，此为第一患。
何谓运输险阻？东征之兵，当事者说没有十万兵不可。加上其它工匠之流，又以万计。一人一天分米两升，一年就是七十万石。以五百石为一船，用船就是四百艘。每艘运兵十人，是一万四千，一年的粮食又是十万。天津.登莱（烟台蓬莱地区）闲杂人员享受不到。海道自淮扬到胶莱，自登州到旅顺，都是千里之遥。从旅顺到朝鲜军营又数千里。其中有礁石之阻，有山水之险。风朝震荡，雺雾迷朦，粮卒之忧，智力难恃。并且造船未必坚密，舵工未必精练，洪涛渺茫，未必十无一损。一船损则伤十人之命，少百人之粮。负责运输之人又有漂溺之险，守边者又有匮乏之惧。估计船只不足，须一年数运。运数既频，则经险必多。经险必多，所损亦大。按口配粮，缺一不可。如果缺少太多，则兵多不就成了大问题了吗？山东诸县，陆路至登州近千里，或几百里，大都泥泞崎岖，没有结驷连骑的大道，齐国四处塞堵不通，自古就有记载。如果运米，只能用小车慢慢推，两人能推米三石，牵延数月，得不偿失。霜雪皲冻，严险颠簸，痛苦相袭如赴死。所有用骡驴运输的，驮运越少，脚费越重。近海咸碱之地，水草不宜，致使有来无回。一趟不胜其苦，再行将不知是何后果。于山东则失平常之积，于饷军还不够路途之用，遇有凶信，如何应对？一铢一粒，去路太难，未必能尽其用。常说钱币转运，好必落潮之鱼，众人皆拾。上佐取之，幕府用之，将领取之，难民用之。发放者截留在先，分发者扣除与后。征收的税银报四得三，税粮则易升为合。供应已无余力，战士还未吃饱，此为第二患。
何为人心骚动？兵者，乃不祥之器，危害人民而易为非。孙子说：兴师十万，出征千里，日费千金。百姓不得不背负重担达70万家。也就是说十口之家的收入，不能养活一兵，十年之耕作辛劳，不能承受一次战争。今天下赋税繁重，上下窘啬，一遇饥饿，民多卒死。弱者生死相望，强者随屋而食。癸已甲午之间，青州兖州水灾足以骇惊！况且用兵于凶年之后，诛求于竭泽之际，大处运输粮草，小处草民过客，无地不及，无人得免。放纵不羁者横行于乡里，奔走呼号者遍于田间。农业以供军饷而错失耕种，工商以制军器而废主业。监官害怕迟延之罪则严苛下属；下属图一时之功而不顾百姓。之前山东守臣奏议增兵费不到十万，每户加二.三里，每人加二.三分，两年并征，民怨已极。近观司农条奏所增数目，达二十余万，比之前已加三倍。百姓正常赋税已不能供，而又加征无穷，则薄田必将荒弃，贫丁必将逃亡。逼迫之极，兽穷互斗，不为盗贼，又有何法？今远近汹汹，人心不稳，乐传谣言，妄谈灾变，大都出自无处申诉之人。还有招兵，望风而来，主管者不能尽收。或选拨不及时，或排除不用，前无希望，退受饥寒。一夫振臂，千人相拥。亡命江湖，只求一饱，也是被逼无奈。胪河、怀远之弊无益东征，高鸡泊之徒终为隋祸，这些难道和辽东之事一样吗？此谓第三患。
何谓生事多端？凡人贪图功名者，未必能达到目的；好谈利弊者，其所言未必可行。今日视倭事太轻者说：为虺不摧，为蛇奈何？灭此朝食，何惜一击之劳？视倭事太重者说：蝮蛇蜇手，壮士断腕，一劳永逸，何惜几年之功？起事者挂怀军旅，虽知无到而坚决主战；受事者职在奉行，虽知有害而不多一言。增一官则有一官之费，行一事则有一事之忧。纷乱之中虚实易混，藏纳之际奔竞易容。争进筹划，夸言奇技，百方试药，误病已深。聚麀为美，于疗饥何济？主持训练者，如果像李抱真的昭义士兵，李德裕称雄边塞之士卒，可也。而如果像高仙芝之招募，白志文之搜补，其于武备不也是多有疏漏吗？运送军粮的人，如果像刘晏所用的均输法，赵开所施行的出纳之法，可也。而像杜佑之强借，赵赞之搜刮，其对于兴国之策不正相悖吗？且制敌要有长远规划，战则有扼其咽喉之术、攻心之道。守则有合拳之势、猿臂之形。今御强敌，防万里之海，惟有充实重镇，所有应变能力尽在掌握之中。其余郡县自应务农积粟，保境惜民，知聚知合，以静制动，长远计划，不过如此。像朝鲜一东方小邑，可以借为防守的地方极少，现在到处修筑，到处防备，搬石运木，买办硝黄，制造甲兵，堆薪垛草，日增月益，朝送夕输。报数多为虚文，核实半为乌有。钱款侵吞者众，器具完备者少。以愁怨之民，怀畏厌之志，持锈钝之器，守跛羊可跃之城，难道不是拿自己的短处使自已速陷困境吗？况军务紧张，必定影响吏治；暂时科派，终会遗留民间。以倭警而设者，未必会因倭退而解除。西汉大臣郑当时算商车而估利，专权至极；北宋宰相韩琦刺义勇而受挫于陕西。以两位贤臣之明，且有失策之计，何况不如他们的呢？此谓第四患。 凡此四患，皆常情所共见，老生之常谈。其于识时之俊杰，经国之贤臣，以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难道是守旧之流所能窥见的吗？只闻说于古人，不能尽知用兵之害者，也就不能详知用兵之利。又曰：先为己之不可胜，以待敌人之可胜。辩论者不忽略小事，谋远者不错于详尽。假如我说的话没有应验，自是国家之福。而兵凶战危，就是言之有过，君子亦应当理解我的苦心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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