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小资，情感、治愈
诗、故乡、远方
随州文艺，一个你关注了
就会爱上的微信订阅号！
这些难忘的小城故事李辉
（2012年重回当年兽医院住所。）
我一九五六年出生在随县城关镇，不到一岁，就随父母到了唐县镇，在那里先后生活十年之多。一九六七年上半年，父亲调回随县的城郊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全家重回城关镇。在这座小城，一住七年，直到一九七四年高中毕业，上山下乡到洪山区的宋家茶场。两年半之后，招工回城，走进湖北油泵油嘴厂子弟学校。一九七八年年初，高考后前往上海，从此，漂泊他乡，熟悉的小城故事，留在记忆里。
回到城关镇，我们住在小城北郊一片山坡上。农技站、兽医院、气象站，三个单位连在一起。山坡下面是火车站，我们的房子窗外是通往英店、草店、河南信阳的省道，往北前行，公路拐几个弯，先是部队的一个驻地，接着就是小城唯一的火葬场。
随县当年是湖北的大县，面积大，人口也多。随县距武汉约二百公里，火车站也是汉丹线铁路的一个大站，除了火车站，还有车辆段，职工与家属加在一起，恐怕有好几千。车辆段与车站，完全是一个齐全的小社会，礼堂、医院、澡堂、中小学等，应有尽有。每年临近春节，铁路的朋友带我们去澡堂里热热乎乎地洗个澡，是迎接新年的一个特殊待遇。
从唐县镇回到城关镇，我被安排在东关小学念五年级。小学在城里，每次上学，都要沿山坡而下。道路两旁一排排铁路职工的宿舍，下到坡底，穿越十几条轨道，才到城边。久而久之，常常与铁路的学生们相遇。与一位铁路职工的孩子相识，他叫陈晋，是铁路学校的学生。如今，陈晋以研究历史文献而著称，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在北京我们偶尔相遇，总会聊上几句儿时的随县印象。一眨眼，快五十年了。
铁路上的朋友多了，火车的故事也就多了。父母是枣阳人，亲戚大多在农村，既无电话，通信也难，如有急事需要通风报信，总是派我前往。虽然已经通了绿皮火车，但需要买票，对于当时的家庭并不是容易支付的。好在认识不少铁路职工，如有事，便托人介绍，搭便车坐货车前往。
记得一九六九年春节期间，姥姥忽然中风，半身不遂，需要枣阳来亲戚把她接到乡下照顾，便派我去报信。家里找到一位铁路朋友，他送我登上开往枣阳、襄阳方向的一列货车，坐在最后一节信号员的车厢。每次出站发车时，这位师傅站在车厢阶梯上，对着远方火车头摇动手中红灯，画一个圆圈，火车便启动前行。
上车时，说是火车会在枣阳的下一个火车站董岗站停车，那里去乡下大姨妈家大约十几里路。未曾想，车过董岗没有停下，继续前行。我一下子傻了！过了几站，火车在简家坡站停下。我赶紧跳下，沿着铁路走了几步。忽然一想，停在此处如何是好，还不如上车到襄阳去找二姨妈。刚转身，就发现火车已经启动，再也追不上。这一次，真的急了。走到火车站，哭着对售票员说明情况。一位师傅非常周到，安慰我，说等几个小时会有客车开往枣阳方向，安排我上去在董岗站下车。午饭时刻，他买来一个馒头和咸菜让我吃。几个小时后，客车来了，他把我托付给一位列车员，安排我在董岗下车。火车开动，我哭着对那位师傅挥手。五十年快过去了，简家坡的这段经历一直没有忘记。如今车过简家坡，我总是望着窗外，不由地想到在这里下错站的那个小男孩，想到那位热情周到的师傅，少年的铁路记忆，如此美好！
（1968年前后在驻地附近山坡上。）
由于随县是个大县，又处在交通要道，除铁路部门外，随县还有好几家大型省直工厂，如油泵油嘴厂、齿轮厂、汽车改装厂、棉纺厂、巢丝厂等，每个厂的职工一般都在千人、数千人之上，且大多来自武汉。
铁路便捷，武汉人众多，“文革”高潮的最初几年，小城与远处武汉三镇的风风雨雨，紧密联系在一起，武汉的一举一动都波及随县。武汉不同的造反派、保皇派组织的总部，在随县几乎都有分支机构，或者成立有与之呼应的同一派别的组织。十一岁的我，喜欢上街浏览大字报，由此熟悉了武汉的“百万雄师”、“钢二司”、“新华工”等名称，知道“百万雄师”是保皇派，“钢工总”、“钢二司”“新华工”是造反派；知道了夺权过程中，保皇派与造反派是对立的，而造反派内部也有“钢派”与“新派”之争。大字报上，常常出现“铁杆保皇”、“钢杆保皇”乃至“水泥杆保皇”之类的比喻，我们这些小学生常要热闹地议论一番，争论哪一类态度最坚决。当时流行最广的一个顺口溜，是关于处在两派之间的“逍遥派”：“逍遥派真自在，中央表态我表态。”虽是嘲讽批评，却并无太大伤害。
一九六七年上半年，全国武斗进入白热化阶段，湖北各地一直陷入派别冲突之中，随时可听到大小城镇发生流血伤亡的传闻。武斗蔓延到随县，夜间偶尔可听到几声枪响，上学路上，有同学对铁路职工宿舍区的一座水塔指指点点：“快看，上面有枪眼。”的确有。不过，与其他城市而言，随县的武斗并不激烈。
令我难忘的，则是在襄樊市目睹武斗死者惨状的场景。
随县与襄樊市同属襄阳地区，襄樊市为地区行署所在地，六月前后，不断传来襄樊武斗激烈的消息。二姨妈住在襄樊市区中心，令姥姥每日忧心忡忡，嘴里总是不住念叨。她坚持一定要亲自去看看，由我陪同前往。
（大约4岁时与二姨的合影）
记得是七月初的酷热时节，火车徐徐驶至襄樊火车站，尚未进站，车便停下。大家纷纷下车，沿铁路两旁往城走。走着，走着，但见前面不少人排着队，有的人偷偷溜进庄稼地。一打听，原来前方主路设有路卡，有人一一盘问旅客支持哪一派，如果回答不慎，支持的正好是盘问者的对立面，就会被痛打一顿。见状，怕麻烦惹身，慌乱中我赶紧牵着姥姥溜进路旁庄稼地，抄小路进城。外婆已近古稀，且是一双小脚，她踉踉跄跄跟着我一路小跑，总算躲过盘问。
姨妈家住在襄樊汽车站大院里。汽车站是武斗重灾区，与之对立的一派，占据相距不远的烟厂。抵达后的那几天，不时听到枪声。姨妈在家门口竖起一快钢板，把床架高高支起，人则睡在地上。姨妈说，现在家属院里，家家都这么做，以免流弹飞进伤人。
某夜发生两派冲突，伤亡惨重。车站这一派的组织，去抢回被打死的战友尸体，停放在大院里的一间会议室，我好奇地偷偷前去观看。只见五六具尸体摆放在会议桌上，四面有几个大风扇不停地来回吹。正值炎热天气，尸首散发出呛人的恶臭，苍蝇飞来飞去，嗡嗡叫个不停。高音喇叭里不停地播放革命歌曲，什么歌，已不大记得。听见有人在一旁商量，等人齐了，第二天白天抬尸体上街游行示威。
这一场景，虽然惨烈，但与传闻中的武汉流血事件，却是小巫见大巫。那些日子，不断有小报登载武汉的冲突，从武汉回来的人，也绘声绘色地讲述所见所闻。有一条最让人恐怖的传闻：武汉肉联厂的某派组织，将打死的人运到屠宰车间，顺着下水道将一具具尸体排入长江……
就在这种惨烈的武斗氛围下，“七·二○事件”（当时又称“武汉事件”）突然爆发，波及中国半年之久的派别冲突，忽然间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
奉命来到武汉的谢富治、王力，在公开场合表示支持新华工等造反派组织，将之称为革命左派。“百万雄师”立即开始行动，“七·二○事件”的发生过程，枝蔓繁多，难以一一描述，不同相关著作的记录，也不尽相同。据中青版《毛泽东传》，抵达武汉后，毛泽东与武汉军政要员进行两天磋商，于七月十八日做出决定，陈再道犯了错误，必须进行公开检查，但仍保留军队指挥权，“钢工总”一派被确定为核心左派组织，应鼓励其对立面“百万雄师”与之联合。王力当晚将这一指示精神发布出去，但同时又把“百万雄师”说成是革命造反派的对立面组织。这激怒了受到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支持的“保皇派”组织“百万雄师”。
迄今为止，毛泽东人在武汉的消息没有泄露。七月十九日，“百万雄师”出手了，一个任何人恐怕都不曾预料的场面连夜发生——
晚上，该组织的数千名成员强占了军用运输和装甲车辆并开进了军区司令部做武装护卫，要求王力露面与他们对话。在王不能露面时，他们转而去东湖宾馆冲击他所居住的那栋大楼——根本就不知道主席就在不足百米之遥的地方。在一支地方部队的身穿制服的士兵们的支持之下，他们冲进了王的房间，将他拖出来并塞进一辆轿车中，押上斗争大会，在那里他被痛打一顿，一条腿也被打折了。接下来的三天三夜里，有数十万人——“百万雄师”的成员及其支持者们，包括大批全副武装的士兵——在整个城市中示威游行，高呼解除王力与谢富治的职务，打倒中央文革小组中的激进派的口号。
毛毫发未伤。即便如此，这也许可能是对他的极大震动了。三个月前，他曾经恐吓过他的那套人马，他坚持说，只要群众希望，就可以批准他们冲击中南海。
（中青版《毛泽东传》，四四五页）
于是，“七·二○事件”成了“文革”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在之后不久，我去了武汉。
我第一次到武汉应该是在一九六五年左右。妹妹李丽生于一九五八年，从小患小儿麻痹症，母亲带她去求医，我陪同前去。当时正值反对美帝和苏联修正主义的时期，长江大桥上的巨幅标语，与这两件事情相关。我们到长江大桥桥头下面观光，游人不多，地面也显整洁。武汉的公交车十分拥挤。一天，我们在汉口闹市区中心的六渡桥，公交车来了，人群一哄而上。我在前面拼命挤，母亲在后面拼命推，谁知，当我刚刚挤上车，车就关门开走。母亲抱起六七岁的妹妹，在后面跟着车一路追，一路喊。我虽然没有哭，却颇为紧张，赶紧在下一站下车，一直等母亲赶到。见到我，母亲脸上又是汗水，又是眼泪，妹妹也哭个不停。这一喜出望外的重逢场面，至今难忘。
（1965年第一次到武汉，与妹妹合影于长江大桥）
之后，一到放假，母亲都会带上妹妹去武汉求医。一九六七年八月中旬，母亲带妹妹患前去武汉假肢厂，看看能否安一个假肢。来到武汉，我们住在二姨妈熟悉的一位朋友汤叔叔家里。这位汤叔叔是武汉交通局跑长途的司机，曾经路过随县，到过我们家。记得有一次还是坐着他的车，到与信阳交界的草店区深山里运过木头。
“七二○”过去不到一个月，武汉并未完全平息，“百万雄师”已被勒令解散，街头没有想象中的喧嚣与躁动。巧的是，汤叔叔是“百万雄师”的成员，“百万雄师”被迫解散，汤叔叔他们一直忿忿不平、聊天时，他颇为骄傲地告诉我们，冲进武汉军区时，是他驾驶的第一辆卡车。汤叔叔的儿子汤胜青，与我同岁，也对社会上的一切充满好奇。他兴致勃勃地领着我逛街，从他们位于汉口宝丰路的家，一直走到六渡桥。站在六渡桥高高的红砖水塔前，我们浏览贴满墙的大字报，他指着眼前的大街对我说：“六月这里打死了不少人。”
许多年后，翻阅我搜集的各类关于“七·二○事件”的小报，才知道汤胜青所说之事，发生在六月十七、十八日，造反派组织将之称为“六渡桥红色堡垒抗暴自卫战”。据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编印的《七月江城战旗红》一书，仅六月十七日下午四点前后的一次冲突，即有“一百多名革命造反派战士、革命群众光荣牺牲（其中不少是十几岁的小孩），伤者不计其数，仅重伤者就有三百多名”。八月的武汉，获胜后的造反派组织，竞相出版过各类小报与小册子，所述是否准确，不得而知，但毕竟为武斗的统计与研究提供历史线索与细节。
（一九六七年八月的小册子《武汉事件》）
（一九六七年八月小册子《七月江城战旗红》）
（1967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关于武汉事件的报道.）
我还搜集到的一本诗集《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格外引起我的兴趣。该诗集由武汉钢工总宣传部、红司（新华工）宣传部、新湖大红八月公社等三个组织联合编印，薄薄一本，三十六开，收录的十八首诗，写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七月二十九日，这些日子，正是“武斗”的高潮期间。诗集封面，画了一位英姿飒爽的红卫兵姑娘，手握一束传单，怒对左下方朝她刺来的铁矛，身后面，江汉关一带的建筑群上，传单漫天翻飞。
诗集未署作者名，读“编者序”，才意外发现，这是诗人白桦的作品：这一束“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不是一集寻常的诗歌。
……
她，是一枚枚投向陈再道的炸弹，是一面面在黑夜中迎接黎明的红旗，是一张张宣告敌人死亡的通牒！……
这一切，从作者白桦同志的诗歌本身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说明。
他们以“打击一大片”的救命术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妄图达到“保护一小撮”，挽回自己垂危命运的目的。他们以“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为罪状，把许多一般创作干部打成了“黑帮”，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如白桦同志就被关押了九个月之久，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直至今年三月，他们才得到可以外出和阅读中央文件的自由。从此，作者就用他的诗，在关键的斗争时刻鲜明地表了态——坚定不移地站在革命左派一边，与陈再道血战到底！
（一九六七年八月白桦诗集《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
白桦以“一个忠于毛主席的解放军战士”的名义，在“后记”中这样谈自己的写作过程：
这些诗歌是在武汉最困难的时候，在军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严密封锁下写出的。当时不能保留手稿，而且没有办法复印，转抄。全是那些不相识的英勇的小将迎着铁矛把这些诗张贴和散发出去的。有些诗稿刚刚递给小将，他就被百匪捕杀了，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诗稿湮没在小将的血泊中。但大部分诗歌都通过他们敏捷的手散发在乌云密布的武汉三镇。
“文革”结束后，白桦以轰动中国的电影剧本《苦恋》，开始自己的“文革”反思。他以诗人的激情，呼唤人性，呼唤尊严。当诗人在历史转折之际发出这些呼唤时，我猜想，他的脑海里应该一一闪过一九六七年武汉的武斗场景，重又闻到了派别冲突之际每个参与者身上漫溢而出的暴戾与血腥。历史，总是在以不同方式翻开新的一页。
没有想到，我到《北京晚报》工作之后，认识了白桦，为他拍摄出席作家代表大会的照片，发表于报纸上，并且有过通信。同样没有想到的是，猛烈批判白桦《苦恋》的报告文学作家黄钢，也与我有过通信。历史场面，以这种方式在我面前重叠。
（1984年作代会期间白桦（中）与徐怀中（右）、李存葆在一起。李辉摄）
（白桦、黄纲来信）
从“文革”走过来的人们，恐怕都参加过广场集会和街头游行。那几年，集会与游行，此起彼伏，从未间断，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日常生活。
一九六九年，小学六年级，举行过不少游行，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四月中共“九大”召开期间，全城一次又一次的彻夜狂欢。
“九大”四月一日开幕，二十四日闭幕，二十几天里，除开幕、闭幕的当天夜里举行庆祝游行外，会议期间一旦有重要新闻公布，照样上街游行。整个四月，全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彩旗招展，红色标语铺天盖地到处都是。沿街电线杆上，依次悬挂有线广播，从早到晚反复播放《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和相关新闻。现在想来，无论机关还是学校，写标语、插彩旗、排练节目，那个月所有人似乎什么事都不必做，只是为一次又一次的欢庆游行做准备。某一重要时刻来临时，总是事先接到通知，集体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晚间新闻联播节目。听完广播，人们便集合列队涌上大街，高呼口号，敲锣打鼓，载歌载舞。
我当时在东关小学念六年级。学校组织一支文艺宣传队，我忝列其中。游行时，总是我们宣传队走在学校队伍的最前面，或手持“红宝书”，或手挥红绸带，或举葵花道具，边走边跳“忠字舞”。走到人多地带，还会停下，表演当时风靡全国的“葵花舞”。游行队伍从东关到西关，从南关到北关，绕整个城区转一圈，直到午夜时分，狂欢声仍在街区上空回荡。
四月，神州处处“九大”狂欢，对湖北而言，无疑多了一个应该狂欢、更为直接的理由：从湖北走出的林彪，在“九大”正式被确认为毛泽东的接班人，郑重地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之中，中共历史上这可谓破天荒的显赫一笔。
谁能想到，仅仅两年之后，林彪出事了。
一九七一年深秋，具体日子已经不记得，大约是在十一月下旬。我们随县一中的学生，按班级列队走出校园，沿城关镇大街前行。这一次，说是去剧场听传达报告。学校离剧场不算远，走过县委招待所、印刷厂，就到了十字街。十字街东北角是商场，西北角是新华书店。沿新华书店右拐，前行几分钟，大街南面就是剧场。
这一年，我十五岁。
（1971年送高年级四位同学入伍，后排中间是15岁的李辉）
学生列队上街，通常都要唱歌，一首接一首，此起彼伏。唱毛主席语录歌，当时最为流行。现在想来，作曲家劫夫真不容易，竟能将一大段文字如同歌词一般谱成朗朗上口的歌曲。我们当时熟悉而唱得多的，是《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等。劫夫不仅为毛主席语录谱曲，也为林彪语录谱曲，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林彪所写《<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八百余字之多，劫夫也能将之谱成歌曲，全国一时传唱，堪为奇观。如今，有好几个同龄朋友，仍能流畅地唱出。
那天我们列队走在街上，唱的不是林彪这首歌，而是另一首。歌词如今记不完整，有一句印象最深，大意是：“枪一响，上战场，完蛋就完蛋……”之所以至今还记得唱过这首林彪语录歌，是因为坐在剧场里，传达的恰恰是林彪叛逃、机毁人亡的爆炸性事件。当教育局的领导传达至此时，我们坐在一起的几位同学，无不大眼瞪小眼。前来听这一传达，我们却在大街上高唱林彪的语录歌，惊讶中各有后怕。之后，我们当然再也不会唱“完蛋就完蛋……”这首歌了。
后来，来到北京当文艺记者之后，才听说劫夫因为为林彪语录谱写过歌曲，并给林彪写给信，成为音乐界的一个悲剧人物。据相关资料介绍，劫夫于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日被捕入狱；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在学习班学习、反省期间，劫夫突发心脏病而逝。
一首歌的巧合，却是历史大起大落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注脚，留存在我们这代少年的记忆中，再也无法抹去。
二0?一二年回到随县——早已改为随州市，在老同学牛汉君的陪同下，我们去寻找当年住过数年的兽医院。城区扩大，当年的庄稼地、菜地、池塘早已没有踪影。小时候觉得很陡的山坡，现在简直不值一提。兽医院的大院子，如今全是房子，拥挤不堪。气象站也搬迁了。忽然发现我们住过的一排宿舍，还留下几间，拍下照片，了却心愿。再过几年，谁知道它们是否还会留在这里？
（当年的兽医院如今的招牌）（当年的小院已不复存在）
两年之后，春节期间父亲病危，匆匆赶回，却未能与父亲见到最后一面，令人悲痛不已。
难忘父亲养育之恩！一下火车，赶紧去为父亲守灵，发现改名为随州殡仪馆的地方，就是当年我们家北面的那个火葬场，几乎还是老样子，没有太大变化。
下过大雪，满地泥泞，跪在父亲面前，想到父亲一生的艰难、委屈。在少年熟悉的这个地方，长跪不起，为父亲送行……
（完稿于二○一六年八月十一日，北京）
（五十年代的父亲）（2005年父亲在襄阳）
（2006年父母在三峡大坝）
（2011年父亲在北京）
（2012年，母亲为父亲洗脚场面令人难忘）
关注「随州文艺」总有一句话能让你想起故乡，想起远方。
原创作品投稿邮箱：
358742825@qq.com
投稿后请加小编微信：358742825
（只接收邮箱投稿）
开放◆包容◆质朴◆走心
《编钟》《文峰塔》《烈山湖》《领秀随州》等杂志选稿基地，稿费作者所有
随州文艺读者赏金归作者所有 （三天后结算）
- 2024年02月05日
- 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