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湾先生像
罗雪村画于2006年
当石湾兄离世的噩耗传来时，虽然心里早有准备，仍不愿相信这是真的。打电话告诉妈妈，她说上次见就知不会再见面了。我们母女俩都说要为他写点什么，这件事压在心上，已两个月了。
最后一次见到石湾是2018年9月22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了“闲话开卷读书时——‘开卷书坊’第七辑出版座谈会”。坐定后，董宁文说石湾正在路上，这让我一惊：他不该来啊！自从他患了重病，这样的文化活动该与之告别了。
会开了一会儿，石湾出现了，起身迎上的，带他入座的，引来一阵动静。他明显瘦了，往日的奕奕神采已由憔悴的病容所取代，但他还坚持发言，说了好多话，除了祝贺丛书出版，重点是师恩难忘。我自然要回应，感谢他对我家两代人的恩情，表达对他战胜病魔勇气的敬意。那天晚宴，我坐在他身旁，帮他夹菜，他的胃口还好，对我多少是个安慰。
闲话开卷读书时——“开卷书坊”第七辑出版座谈会
石湾是自己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已患癌症晚期的，他说得平静，我听得难受，毕竟他才长我四岁啊！他讲了一些我不懂的药名，可见他在认真配合医生治疗，他还说等身体好些，再去南京看我妈。记得在《爱做梦的青春者》一文里石湾曾写道：“自我前些年在故乡翻盖了三间平房，春秋两季常回老家小住之后，就每年必专程从常州乡下连倒几回公交、高铁、地铁，赴宁看望杨苡先生……”
这些年，石湾看望他的师母成了每年他们彼此期待的一个日程，这给我妈的晚年带来了念想。每回石湾来，她都会招呼生活助理小陈做一桌她称之为“农家菜”的佳肴款待，“师生加文友”的亲密和会心，从他们的合影中就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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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全不记得石湾学生时代的样子了。他上大学时，我已北上学画。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还是从儿子爹那儿，说是在一个聚会上遇见了《新观察》的编辑，一介绍原来是南京大学毕业的，还认识我父亲，于是带回了他对老师的问候。
父亲教过的学生不计其数，像石湾这样到老还不忘师恩的学生并不多，更何况父亲并没有直接教过他：“1959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时，他在中文系任教，虽没有给我授过课，但也就是那时他是江苏省作协诗歌散文组组长，为提携我，常带我去列席省作协诗歌散文组的双周沙龙。我一次次带着自己的习作去登门求教，就认识了《呼啸山庄》的译者杨苡先生。”
他终生不忘的其实就这点儿事，这对一向爱才、乐意帮助年轻学子的老教授是天经地义，可石湾却记了一辈子！
现在细想，南大的诗歌会或许正是石湾走上文坛的起点。从那里出发，他越走越远，不仅成了一位著名散文家，还成了好编辑、优秀出版人。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那年，我才知道他的处女作《透明的红萝卜》是石湾首先发现并推荐的，我问石湾怎么不在朋友圈里提一下，他只是笑笑说“干吗凑这个热闹”。他为他人作嫁衣，甘当伯乐的例子多了去了。
1997年我从巴黎回国后不久，到文联大厦的作家出版社看他，他已升为副总编辑，有独立的办公室。那时《作家文摘》刚创刊，火极，听说是他的创意；他还很自信地说要每两年结一本散文集，这让我这样尚未出版过像样书的作者更觉佩服。就是这天，他听我讲了一些在欧洲经历的趣事，立即叫来他器重的女编辑小林，决断似的安排小林当我的责任编辑，出版我写的欧洲故事，也就是后来我的第一本书《拾回的欧洲画页》。当时小林是上海知名女作家陈丹燕的责任编辑，水平、眼光都极高，她完全不知道我是谁，这突如其来的约稿，给我和她都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可就在石湾这双热情发光的大眼睛的凝视下，不容得你推脱。
退休后的石湾南来北往，继续写作、约稿。2009年11月23日，宪益舅舅走了，周月祭前，石湾邀我去见南方来的《炎黄世界》的主编。席间他叹道：“像杨老这样的人没有了！”在他的推荐下，我写出了自认为表达哀思最畅快的一篇《宪益舅舅，挥之不去的身影》。杨绛先生去世后，他立刻把我妈写的一篇纪念短文要去发表。我妈翻译了法兰克·劳巴赫的《生命始于80岁》，他很快写了热情洋溢的文字给予呼应、鼓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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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画面重现于眼前，我又回到1997年的夏天。和石湾走出文联大厦时，天色已暗，就在灯火璀璨的十字路口分手那刻，他突然对我喊了句：“抓紧写啊，秋天交稿！”
那晚，我的压力好大。可如今，我宁愿这句催稿的叮咛一直在耳畔回响。
本文刊发于2019年8月5日《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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