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提问：
是什么原因推动了三星堆的这次大规模考古？
优质回答：
主要有三点原因：
三星堆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
三星堆是当前中国历史最早的遗址，而且是蕴藏着无限可能的遗址。1929 年春，农民燕道成和 儿子燕青保在田里挖地时，不注意挖出了深埋在地底下的千年玉器，三星堆从此被世人知晓。由于旧中国无力发掘和保护三星堆文物，所以一直封存不予发掘。
1982年和1984年，国家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两次重点发掘，发掘出大量青铜器和玉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有青铜器、青铜神树、牙璋玉璋等等，数量庞大且造型精美，尤其是出土的黄金面具，更是令世人震惊。三星堆是西南地区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被誉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三星堆是中国历史的极限，最能证明夏朝的存在
三星堆的历史非常久远，距今有5000年—3000年，历史横跨2000年。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但是商朝以前的历史却没有真正的实物证据证明，也没有出土过相关的夏朝文字和文物。刻写在商代甲骨文上的商朝记录，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假说”。正是因为如此，西方人认为中国夏朝不存在。
三星堆的历史在距今5000年—3000年左右，它是目前已知的，且有实物证明的中国远古历史文化遗存。它的意义在于验证了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的说法，也突破了已知历史的极限，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天花板。如果突破了这个天花板，那必将把历史往前推移。
三星堆关系人类未解之谜，人从何处来的千古难题
三星堆自从1930年、1982年、1984年和2021年发掘以来，出土了大量造型精美且怪异的器物，这些器物怪异，主要原因在于出土了一些类似超前文明、超时代文明的东西。比如像方向盘一样的青铜器，还有非常薄的黄金制品，还有高超的青铜神树。
在三星堆所处的那个时代，冶金术还未出现，且发展到如此高超的水平。但是三星堆遗址里却能发现那么多金子制品，这颠覆了人们对以往历史的认知。所以有人认为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纵目人面具形象属于外星人，三星堆的青铜器反映的是外星人的形象。
人类从何处来？这是一个千古之谜，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是唯一没有断代的古国。中国的考古发掘最能说明问题，也最能证实人类是否来源于外星人。三星堆是中国当前考古的天花板，最能说明人类是否来源于外星人。如果考古发掘证实，那必将颠覆进化论。人类从何处来的千古难题，也将被解决。
三星堆关系着中国人起源之谜，中国人是否来源于古埃及
三星堆关系着中国人起源之谜，中国人起源于何时？起源于何地？目前公认的是起源于黄河流域，起源于炎黄时期。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西方学者一直认为中国人起源于古埃及或者苏美尔文明。
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出土的文物有很多与埃及文明类似，高度的契合性让中国人起源于古埃及的历史得到佐证。但中国一直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历史体系，三星堆能否挖出直接证据？这关乎着这个疑问的解答，是中国人起源于古埃及，还是古埃及起源于中国？
三星堆如果能提供直接的证据，那必将颠覆中国人起源之谜的问题。炎黄华夏和三皇五帝时代的神话传说体系，还有历史文本都要进行修改，这一发现必将是颠覆性的。
三星堆关系着华夏正统之谜，关系着华夏文明的地位问题
三星堆的考古发现足以证明，在炎黄时代的西南地区，有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古国。一些人认为三星堆是外星人的基地，这个说法显然是比较浮夸不可信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三星堆曾经是一个很辉煌的文明，一个不输给中原文明的文明。
三星堆文明持续2000多年才灭亡，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三星堆文明是如何灭亡的。有专家认为是大禹时代三星堆的灭亡是雷击导致大火所致，这种说法一直没有得到学界普遍认可。
三星堆的文明比同期的中原文明更超前，更先进。那是否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中原文明其实才是野蛮文明，代表华夏正统的中原文明其实是侵略者，而真正的华夏正统其实在三星堆？在上古5000年左右的时期，中原文明作为异族入侵，灭亡了三星堆等正统文明，并成为华夏的主体。
如果三星堆证实了这一点，那必将颠覆“华夏中心论”和“中原正统论”，这对广大汉族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三星堆究竟是什么文明？有几种可能是可信的？
三星堆代表古埃及文明
这种说法前面已经提到过，很多人认为三星堆就是古埃及文明，原因是出土的黄金权杖、方向盘和一些青铜器物。事实上，文物对比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因为四大文明古国同时处在中低纬度地区，具有相同的生活习性和文化也是不足为奇的。
在远古时期，不同地区的人类有很多类似的东西，比如太阳崇拜、比如洪水传说、比如人首蛇身的传说。因此，一些文物器物造型相似，并不能说明文明来源的问题。从化石发掘的分析来看，500万年前中国就已经有类人猿在活动，因此从历史跨度上来看，古埃及文明东迁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三星堆代表外星文明
有人认为，三星堆代表了外星文明，三星堆出土的很多文物与上古奇书《山海经》中的记载类似，有人据此认为三星堆是远古时期外星人在地球的基地，三星堆文明其实是外星文明，因为出土的青铜人像很奇怪，眼睛突出的青铜人像很像拿着望远镜的外星人。
《山海经》被一些人认为是外星人在地球上实验的记录图集，记录了外星人对人类改良的种种样子。这种说法其实是靠不住的，因为《山海经》中记载的很多动物，不过是人们根据现有的动物夸张化的结果，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因此，三星堆也是一样的道理，不可能存在外星人和外星基地。
华夏文明，谁才是正统？
华夏文明，谁才是正统？三星堆的文明比中原文明先进，并不能代表三星堆文明就是正统。历史上有很多种可能是存在的，比如黄帝蚩尤大战之后，蚩尤的子民西迁。从古籍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蚩尤的文明实际上超过炎黄的文明，蚩尤能驱虎驱豹，又能够呼风唤雨，证明蚩尤的文明程度更高，科技手段更高。这就是为何古籍记载的，黄帝与蚩尤大战，起初打不过的原因。
但为何蚩尤还会战败呢？原因在于炎黄联盟人数占优，再一个就是蚩尤联盟是个松散的联盟，其凝聚力不如炎黄联盟。炎黄联盟必然是采取了一些措施，瓦解了蚩尤的民心和联盟，所以才大获全胜。
蚩尤文明西迁蜀地，文明继续发展，但最后还是被中原文明所灭。因此，三星堆文明不过是华夏文明的分支，而且是比较先进的一个分支而已，与外星人无关、与埃及人无关，这种现象不过是一种文化跨越现象而已。
所以，国家为何要发掘三星堆，因为能追根溯源，能以正视听，能维系民族统一和凝聚力，增强民族自豪感，同时也能及时保护文物免受破坏，这才是发掘三星堆的真正原因。
其他网友回答
这个时间节点对于三星堆大规模考古，个人感觉是方方面面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首先国家经济经过40年的平稳、高速发展，在技术、财力以及政策支持等方面，都已经达到历史最佳水平；其次回顾一下近现代历史，自从荷兰、西班牙等欧美国家开始海洋探险、扩张、掠夺，以及随后英、德的产业革命以来，西方不管在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都占据绝对的优势，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百年以前的清末，国家衰败、落后，民众愚昧，在欧美的绝对碾压之下，国民普遍苦恼、自卑，似乎东方文明真是一无四处；就连历史记载几千年的夏商，欧美也竭力否认，认为只是封神榜的传说……万幸大量甲骨以及殷墟的重大发现，确凿证据验证史记对于商朝的记载，猛打欧美以及跪舔人士的脸庞；极大的鼓舞了国民的自尊:历史上我们确实阔过，不是说西方一直碾压我们……现在中华民族的再度复兴即将实现，但欧美的竭力围堵也正丧心病狂；在这关键时刻，我们需要更大程度的提高民族自信心，回顾、发掘以前引以自豪的历史、文化，告慰老祖宗，绵延五千年的中华巨龙即将再次腾飞！
其他网友回答
之前挖完三个坑，然后就在边上建了博物馆，然后继续考察，这么多年来不断以三个坑为中心扩散勘察，一直没有新的发现。直到近两年，突然发现4.5.6号坑就在博物馆正下方，哈哈，就这么个简单的原因，所以等了近百年。
其他网友回答
感谢邀请：我们发掘考古的目的是保护性发掘，也就是为了保护文物，不至于文物流逝。周恩来总理做过批示，不得主动性挖掘，只能抢救性发掘。
我国的文物保护技术还不是很完善，很多文物出土后几分钟就氧化了，例如兵马俑，刚发掘时是白色的，现在都是灰色的了。在没有更好的保护手段前提下，继续埋在地宫里并非是坏事。
其他网友回答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三星堆文化是四川盆地最早发现和最早确认的考古学文化。该文化最初的发现、认识的进展和达到现在的认识水平，都与该文化的典型遗址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紧密相关。并且由于三星堆地点的两座引人注目的器物坑的发现，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更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极大的关注，围绕着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举行了数次学术讨论会，发表了数以百计的论文，形成了中国青铜时代考古的一个热点。
回顾三星堆文化来发现和研究的历程，可以将其划分为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三星堆遗址发现起到1979年止，这是对三星堆文化进行初步探索的阶段。
通过这一阶段的工作，考古工作者找到并确认了三星堆文化的中心遗址，从而使三星堆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建立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这一点与中原地区的商代考古有些类似，只是由于三星堆遗址发现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考古学家们没有在该遗址进行更多的考古工作，这与殷墟遗址发现后考古发掘工作连续不断的情况有所不同。
1929年春，当时四川广汉县中兴场(今广汉市南兴镇)一位燕姓农民在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挖掘出一堆玉石器，消息辗转传到当时的华西大学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的前身) 后， 1934年， 原华西大学博物馆的美籍学者葛维汉和中国学者林铭钧就根据1929年该遗址真武官地点发现玉石器的线索，在原出土玉石器处进行了发掘，获取了一些陶器残片和玉石器。
根据玉石器与中原地区的礼玉具有相似性等信息，发掘报告将其年代范围定为铜石并用时代至西周初年。这个推断虽然并无多少根据、伯其结论即使从今天的知识来看，还是大致正确的。
三星堆遗址的这些发现在当时学术界影响很大，郭沫若就赞誉这次考古工作是“华西科学考古的先锋队”，郑德坤在其专著《四川古代文化史》中设专章论述：三星堆遗址的出土遗物，并首次提出了“广汉文化”的命名，从那以后，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停止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1958年，四川省博物馆等单位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较详细的调查，发现了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
在调查的基础上，1963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单位在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地点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获取了一批相当于中原龙山时代到夏商时代的遗迹和遗物，通过这些调查和发掘，联系到该遗址出土的大量玉石器，冯汉骥等学者已经敏锐地认识到，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层的堆积很厚，范围也相当广泛，很可能此处原来是古代蜀国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并暗示了该遗址可能属于蜀开明氏取代杜宇氏前蜀国的王都。这次发掘的收获被整理为《广汉中兴公社试掘简报》，只是由于种种原因，简报一直未能刊出，直到1992年才由当时的发掘者写了一个追记，人们对当时的发掘情况才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从1980年开始，三星堆文化的发现和研究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这一阶段是三星堆文化本身的资料大量发现的阶段，是对三星堆文化内涵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对该文化历史背景逐渐揭示的阶段。通过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和考古研究，对三星堆遗址的纵向分期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三星堆文化遗址与以后十二桥遗址的相对关系也已经基本揭示，人们对该文化的文明进程和社会状况也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这个阶段最重要的考古工作集中在广汉三星堆遗址。
1980~1981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单位在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揭露和清理出大片房屋基址等遗迹和大量的遗物，发掘报告首次将三星堆遗址划分为三期，并提出了“三星堆文化”的命名。1982~1984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单位继续在三星堆遗址进行了数次发掘，这几次发掘的重要收获之一是在遗址的西泉坎地点发现了晚于三星堆地点第三期遗存的第四期遗存，从而不仅提供了以前没有的三星堆遗址晚期的材料，而且为认识三星堆文化的去向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1986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单位再次对三星堆遗址三星堆地点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获取了比过去更为丰富和翔实的材料，为更加准确地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分期奠定了基础，并且在三星堆发现了两座出土了大量文物的器物坑。
1988~198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对分布在三星堆遗址周围的现在还隆起于地表的宽阔的“土埂”进行了解剖性发掘，确认了这些“土埂”原先是人工堆筑的城墙，城墙的年代相当古老，不会晚于三星堆遗址第二期，这“对认识三星堆遗址的性质、研究早期蜀国的地望及蜀国古代文明等重大学术课题，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些发现中，尤其引人瞩目的是1986年在三星堆地点发现的两个埋藏有大量金、铜、陶、玉石、象牙等质料文物的两个器物坑，器物中有不少造型别致、体量宏大的文物，如铜神像、铜人像、铜神树、黄金杖等，其种类为前所未见，为人们认识三星堆文化的文明进程、社会状况和历史背景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使四川盆地，尤其是该盆地的中心川西平原地区的青铜时代考古受到国内外考古界的极大关注，形成了三星堆文化及其相关文化研究的一个高潮。
在三星堆遗址大规模发掘的同时，1985~1987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成都市文物考古队对成都市区的十二桥遗址进行了发掘，除了揭露出大面积的木结构建筑基址外该遗址下层的文化面貌正好与三星堆遗址最晚期的遗存相同，这为人们认识三星堆文化的去向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
面对三星堆文化及其相关遗存的大量发现，在整个八十年代，人们都忙于接受和消化这些新的材料，除了1980年度三星堆遗址发掘报告对该遗址该年度发掘的材料作过初步的年代分期外，从文化的层次对三星堆文化进行的研究尚末展开。
这时期值得注意的是林春在1984年对湖北宜昌地区夏商时期青铜文化遗存的分期以及与成都平原青铜文化遗存的比较研究。通过这些研究，她将这些遗存划分为三期，第一期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早期，第二期年代在二里头文化晚期到二里岗下层时期，第三期年代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时期，其中第一、二期遗存，尤其是第二期遗存，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即林春称为“中兴公社”)等遗址的遗存“具有相当大的共性”。这种认识在当时三星堆文化材料相当缺乏的情况下应当是颇有见地的。
三星堆文化发现和研究的第三个阶段开始于1990年。
从这一年开始，大量的考古工作在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系统分布区内全面展开，除了在川西平原，在重庆地区、陕南地区也开始了带有研究目的的考古工作。
在重庆地区，1990~1991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当时的四川省忠县羊子岩(中坝)遗址进行了发掘。该遗址先秦时期文化堆积厚达八九米，发掘者巴家云根据地层和陶器种类的变化，将其划分为三期。从简讯对各期典型陶器的描述来看，其第一期呈现三星堆遗址主体遗存的特征，而第二期则呈现三星堆遗址晚期遗存和十二桥遗址早期遗存的特征。
这对认识三星堆文化在川东地区的分布状况提供了重要线索。从1993年起，因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启动，在国家文物局的统一部署下，全国各地的考古单位云集三峡库区，开始了三峡库区地下文物保护规划的前期调查和发掘工作。
1994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对忠县井沟遗址群的哨棚嘴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根据这次发掘所揭示的地层关系和陶器群体的分析，王鑫将哨棚嘴遗址从早到晚划分为三期，第一期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第二期属于夏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第三期属于商周吋期的十二桥文化的遗存。王鑫认为，哨棚嘴第二期早段的小平底盆形体瘦高而短沿耸肩，口沿按捺成波浪状，肩上部饰有尚木抹去的细绳纹，其形制显得比川西平原青钢文化中现已经发现的小平底盆更为古朴，应当比川西平原现已发现的三星堆文化遗存都早，属于最早的三星堆文化遗存，在陕西南部的汉中盆地，1990年，西北大学历史系发掘城固县五郎庙遗址、宝山遗址、洋县六陵渡遗址。
赵丛苍通过对这几个遗址出土遗物的考察，初步将其划分为三期：第一期属于龙山时代或稍晚的遗存，第二期“约当中原二里头文化晚期至商代二里岗文化时期”，第三期相当一、二期(或可延续至三期)，后两期与川西地区的同时期文化(主要是三星堆文化)关系密切，可以作为“早期巴蜀文化”的一个类型。
随着对三星堆文化遗存分布地域认识的扩展，使研究者从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去认识该文化的中心区、分布区和交作用区成为可能；同时，由于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初步揭示，并且有若干处具有新石器时代文化向三星堆文化过渡阶段遗存的发现，使得人们对三星堆文化形成的基础、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历史背景等问题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为三星堆文化研究的深入进行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在回顾三星堆文化的认识和研究历程的时候，我们有意识地略去了许多将三星堆文化与四川古代史的蜀王历史相联系的研究状况，这种根据三星堆文化各种遗存中透露的蛛丝马迹，将考古材料与传说材料挂起钩来，试图尽快重建四川古史体系的想法，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愿望。
但在三星堆文化本身的基础研究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在三星堆文化以后到秦灭巴蜀前考古学文化序列尚存在缺环的情况下，这样的联系往往具有很大的冒险性，必须采取一种实证的治学态度，使自己的论证建立在可信和合乎逻辑的基础上。
四川盆地在战国中期开始被纳入了中原地区政治统治的区域，并在西汉早，才完成了四川盆地文化传统中原化的过程，四川盆地的古史传说完全可能流传到汉晋时期。这时期正是学术思想上走上独尊儒术的时期，在儒家“不语怪、力、乱、神”思想中缚下的汉晋时期的学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有意识地虚构只有很浓厚神怪色彩的四川古史传说。像传为西汉扬雄所著的《蜀王本纪》和西晋常玻所著的《华阳国志》等记载的蜀史传说，应当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在我们对三星堆文化本身研究进行到一定深度以后，将考古材料中的透露的历史信息与传说中透露的历史信息进行比对，不仅是应当的而且是必要的。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