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重阳

又是重阳，老爸的生日。他一早就上黑山陪母亲坐了一会儿。看到大哥发的黑山照片，想到这篇旧文，再发一下。文章已刊在拙著《生命的默化》中。
文章是前年重阳节前回一趟湖北老家，看了父亲手写的回忆录，引起很多回忆和感触，在回上海的夜行火车上写的。
去年在老家所拍，远处是南山头（幕阜山脉）
点此查看以前推送的文章《最后的南山》
漂泊在家乡的土地上
——记我的父亲母亲
柯小刚（无竟寓）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七年了。父亲把她的遗像挂在墙上，每天焚一炷香，跟她谈谈心。坟在村北的黑山，父亲每天要去山下走一走。有时爬到山腰，独自坐在坟头，吟一曲东坡的“十年生死两茫茫”，用他小时候在私塾学会的吟诗曲调。他想在坟边种一圈柏树。北山没有，找到南山，移来十几棵。山上没水，又从山下挑水上去浇。几年过去，现在已经郁郁葱葱了。
苏轼《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黑山，我儿时世界的北极，如今母亲安息在这里
逃离，相识，在陌生的城市
父亲和母亲认识是在1954年的黄石第七小学。那时，父亲二十岁，母亲十七岁。他们是小学四年级的同学。父亲虽然是年龄最大的一个（按现在的标准大得离谱），但其他同学也都有十来岁。父亲小时候上过四年私塾，后来被祖父安排学做豆腐和糕点，跟家里请的雇工一起做事。
母亲身世极苦。兵荒马乱中，刚满月就流落在山里。没人知道那一晚上她是怎么度过的，为什么没有被狼吃掉。第二天，有人上山打柴，发现这个孩子，就把她捡回去抚养了。长到十一岁的时候，母亲听说她的生母在黄石，就前往投奔。先是帮人看孩子，做保姆，十四岁才开始上小学。到父亲来黄石插班读书的时候，她正好也读到四年级。
父亲来黄石读书，是逃出老家的。1953年土改，我家被划为地主（后来改划富农）。曾祖父和祖父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田产被分给贫下中农。祖父很配合，并没有什么抵触。他早年在下江（南京上海等地）做生意，思想开明。父亲则非常兴奋，热烈欢迎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然而，他很快就感觉到似乎有哪里不对。这种矛盾的态度后来一直伴随他，直到现在。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矛盾也遗传给了我。很可能，这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史的遗产，每一个人都无法摆脱。因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个不得不在矛盾中发生的历史（参看拙文《王道与人民共和》《现代性吊诡与当代中国的跨文化古典复兴》，点击蓝色链接可打开）。
祖父并没有把父亲当少爷养，而是让他从小跟家里请的长工一起睡大铺，一起劳动。父亲与他们感情深厚。土改分给他们田地，父亲由衷感到高兴。但他万万没想到，迎接他的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平等时代，而是一个更加隐秘也更加赤裸的等级社会。与长工一起摸爬滚打的“压迫”结束了，被歧视到骨髓的“平等”开始到来。
父亲被迫逃离家乡，是因为一场追求平等的小小革命行动。文艺队下乡演出，宣传革命思想，歌颂土改，庆祝翻身做主人。儿童团长（自然是贫农子弟）把二十几个“地主儿”“地主崽”关起来，宣称他们没有资格看戏。父亲非常愤怒，在儿童团长得意洋洋地训话的时候，扔石头砸了他的脚。趁团长捂脚的时候，小伙伴们一哄而散。第二天，父亲就“畏罪潜逃”了。
父亲来黄石插班考试，作文题是《春节记》。父亲写了他小时候与穷孩子一起过春节的事情，得到了满分。老师找他谈话，问他什么家庭背景？父亲说：“我并不是贫下中农出身，但我有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老师很欣赏，让他做班长。班里的同学也都很喜欢他，把他当大哥。他从小就是穷孩子们的大哥，这对他很自然。这也是有传统的。我的曾祖父和祖父虽然积累了些田产，但与雇农同甘共苦，仁德遍乡野，老辈人至今感念。无视德性，仅据财富判定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人民一旦这样被“启蒙”，就会猛然释放出无穷的力量。力的时代降临，于今尤烈，不同的只是贫富和善恶的对应关系被颠倒。德性依然漂泊，在这故乡的土地上。
父亲回忆录中写到的私塾生活
他是先接触毛笔的，钢笔的用法如同毛笔
父亲回忆录中写到儿时与家中雇工感情深厚
父亲回忆录中写到1953年土改
父亲回忆录中写到土改之后受到的歧视和他的抗争
父亲回忆录中写到1954年他准备离乡去黄石读书
父亲只身漂泊在陌生的城市，没有生活来源，没有住处。他晚上睡学校的兵乓球台，周末去挑煤球卖，挣生活费。母亲那时是最能同情和关心父亲的同学。她帮父亲一起挑煤球、卖香瓜，挣的钱都给父亲。两个苦命的人，就这样培养出最深挚淳朴的感情。很多年，他们也不知道这叫爱情。有时卖完煤球，他们一起去西塞山飞云洞玩。走过长长的山路，也不牵手，也不说话。默默相守，深心相许。
母亲的家就在西塞山下的黄石第一人民医院。她的养父在那里（我叫他外公），生母也在那里（我叫她外婆），有两个家。我的外公和外婆为什么毫无关系？我小时候一直搞不清楚。我后面的叙述仍然用母亲的“养父”和“生母”这样的表述，不用“外公”“外婆”的称呼，也是恐怕读者看糊涂了。
母亲的养父在黄石一院的食堂做工，孤身一人。她的生母在老家被丈夫抛弃后，来黄石重建了家庭，那时也在一院做工。母亲刚来黄石投奔她的生母时，一院还叫普爱医院，是1914年始建于大冶的英国教会医院。母亲来黄石寻找生母，是养父带她来的。养父带她找到生母后，就要告别回乡。母亲不愿他走，哭得死去活来，情形凄惨。普爱老院长王瑞亭先生看到这个场景，为之落泪，遂安排母亲的养父在食堂做工，好让他留在黄石，父女不必分离。老院长是个慈善家，救助了无数孤儿。解放初，他就把普爱医院献给国家，成为黄石地区第一所现代化大医院。
小时候与父母的唯一一张合影
1984年，在祖父母的铺子前面
来自土地深处的本性
有一天晚上，在球台熟睡的父亲被狂风暴雨惊醒。他看到教学楼的窗户都没关，雨水打进教室，玻璃窗在风中发出巨响。他冒雨关好了全校所有的门窗。第二天，他的英雄事迹得到通报表扬。还有一个冬天，他刚领到学校新发的棉裤就送给了一位孤寡老人。这对他来说很普通，很自然。他从小就习惯这样做。他的旧道德刚好符合当时提倡的新道德，于是他得到器重，在学校是学生会主席，在班里是班长，在宿舍还是寝室长。但是，后来的经历表明，这种器重只是表面的，一到实质性的资源分配，他就会受到深入骨髓的歧视。出身是不可磨灭的原罪，无论你多么上进。
二十年后，当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大哥）考大学的时候，还因为出身不好而被拒录。那时，父母已经回到农村。父亲拼命干活，换来“劳模”身份，希望在孩子上学的“政审”中会有好处。然而，事实表明，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面对父亲的劳模奖状，母亲又喜又恨。奖赏劳模的一碗肉，父亲喜滋滋地端给母亲吃。母亲含泪说，这不是肉，是父亲的血汗，一块都吃不下。血汗和觉悟无法洗白种姓的低劣。出身是不可更改的罪恶，即使你付出百倍的努力。
但父亲从不气羸，自卑和恐惧更谈不上。他常常理直气壮地训斥那些出身贫下中农的党员：“你这样像个党员吗？还有一点党性吗？觉悟这么低，做出这样的事，我都为你害臊！”被训的人哑口无言。近两年，中央提倡“两学一做”，父亲非常拥护。我每次回家，父亲就问我：“你知道什么是两学一做吗？你做到了吗？”我说我又不是党员，我做什么？然后他就喃喃地说：“是啊，我也不是。不过，我觉得，就算不是党员，也应该做到。”他又说：“你的书里讲孔子的正名思想，我觉得很好。两学一做就是正名，就是党员要像个党员的样子！”我心里说好吧，老爸您说得对，不过我得先百度一下什么是“两学一做”，免得又被您批评“不关心政治”。
父亲在生产队的时候，支书和队长不顾农时，斗天斗地，争先进，拼指标，瞎指挥，分配完任务后，社员们都不动弹，等我父亲发话。父亲不得已，只得出面，重新分配任务，社员们才出工。公社的收成关系到每个人有不有饭吃，能不能活下去。农民心里明白，听谁的话，庄稼才能长得好。后来，他们组织了一次批斗会，控诉父亲“篡夺生产队领导权”。有人气得直叫：“还是地主儿地主崽当权啊！这叫什么翻身啊！”批斗会结束，他们向父亲喝道：“你给我滚下去！”父亲不动。“你耳朵聋了吗？叫你滚下去！”父亲说：“我听党的话，叫我滚下去就得滚下去。不过，台子这么高，要是摔断腿，明天不能出工怎么办？”他们只好改口说：“那你给我走下去！”父亲于是从容拾阶而下。社员们拼命捂嘴偷乐。
在父亲读书的时候，他受到的阶级歧视还不明显。但越是这样，父亲越觉惶恐。仿佛有个定时炸弹，不知何时就会爆炸。1957年打右派的时候，父亲是黄石四中的学生会主席。母亲当时在黄石二中。她非常担心父亲会被打成右派，成天提心吊胆，提醒他要小心。四中的一位田老师教音乐和美术，受到隔离审查。上级很重视学生会主席的意见。被问到田老师的情况时，父亲说：“别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是一个好老师。同学们都很喜欢她，敬重她。”后来田老师的右派嫌疑被暂时解除，上级派父亲带两个同学去一中的隔离审查点把田老师接回来，或者说押送回来，因为他们都要带枪。回来的路上，父亲的心情很沉重，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很快，父亲转学到了南宁，又是四中。他的五叔那时在南宁工作，他去投奔。1958年大炼钢铁，父亲日夜奋战，终于晕倒在炼钢炉前。他被抬进医院，又一次成了英雄，不得不再次做了学生会主席。有人怀疑他“政治投机”，不知这种劳动热情对他来说只是天性。如果说那时还有政治之机可投，以及后来在生产队务农又有阶级出身的压力而不得不拼命挣“劳模”的话，那么，等到八十年代做豆腐的时候，父亲完全是自主的“个体户”，为什么还要拼命工作呢？——年底最忙的时候，他可以连续一周日夜不息，以至于端着碗吃面条都会睡着，一头栽进烧豆浆的灶火余灰，把手烫伤。这是来自祖祖辈辈的勤劳本性，根深蒂固，不是新文化的投机所能驱使。又一次，旧道德在新文化这里还有一点残余的红利。今天，“中国梦”“大国崛起”靠的仍然是这片土地上这群人的古老本性。

从高中开始，父亲给我写过很多信。
“患难之交恩爱深”
在病床前陪护我父亲的文芳同学爱上了这位炼钢英雄。文芳是个文静内秀的女孩，她悄悄地爱着。炼钢之后的那三年，大家都吃不饱。文芳却说一碗玉米糊太多，她吃不了。在食堂里，她总是看我父亲吃掉她省下的半碗，然后把两个碗摞到一起拿去洗。时间一长，父亲知道了她的情意，感到惶恐不安。一是阶级出身的定时炸弹提醒他不能害了人家，二是他无法忘怀黄石的初恋，我的母亲。
在黄石读书的时候，母亲也曾在医院陪护父亲。有一次，父亲从单杠上摔下来，当时气闭，不省人事。同学四散，吓得到处找老师。母亲远远看见，立刻冲过来，二话不说，背起父亲就奔医院。母亲是一个敦厚而勇敢的人。后来随父亲下乡务农、做豆腐，母亲不避脏活重活，不让须眉。有一年，我家自养的猪被公家拉去宰杀。母亲半夜起来排队，想要买到珍贵的猪油。结果排到她的时候，供销社的人撒谎说卖没了。母亲义愤填膺，拿起刀就切板油，甩钱就走。她从来不会骂街，平时也沉默寡言。但是当她发怒的时候，村里多么横的男人也畏她三分。
母亲背父亲到医院很及时。医生说再晚就麻烦了。母亲守候父亲醒来，高兴得直抹眼泪。两人抱头痛哭。在那一刻，母亲才知道这个人对她有多重要。父亲也是在那一刻才知道，这个世界上究竟是谁最在乎他的存在。父亲那时貌似光鲜的学生干部生活，心里却藏着一种隐忧，一颗阶级出身的定时炸弹。他是同学中的男神，女生都争着帮他打饭、洗衣服，一起玩。母亲从不参与这种嬉闹的游戏，只在背后默默地关心所爱的人。父亲生活中黯淡的一面，挑煤球、卖香瓜，她乐意携手分担；貌似光鲜的一面，她远远地看着。直到有一天看见父亲从单杠上摔下来，人群散去，她不顾一切地冲过去背起父亲，他们的关系才公开出来。“患难之交恩爱深”：我从小惯听母亲吹笛子唱的一首歌，里面有这样的句子。
母亲对幸福生活的渴望远不及她对被遗弃生活的恐惧。她对生活从无半点非分之想。很小的时候，来黄石之前，她曾找到生父。她想吃板栗，手被板栗毛刺扎痛了也没打开。生父正在旁边磨柴刀，恨恨地说：“看我今天不杀了你，还想吃板栗！”母亲吓得赶紧逃回养父身边。养父养母没有生育子女。在母亲十岁时，养母去世了，养父就带她来黄石，帮她找到了生母。母亲有一个妹妹在乡下做童养媳，后来母亲也把她带出来了。又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母亲对他关怀备至。我小的时候，逢年过节，母亲就会带我去黄石走亲戚，看阿姨和舅舅。他们给我表哥们穿旧的衣服，给我吃从没吃过的东西。我第一次见识香蕉这种神奇的水果，就是在那里。还有慈祥的外公，他给我五毛压岁钱，是我见过的第一笔巨款。我跑到黄石新华书店，买了平生第一本书。舅舅送我一套《世界五千年》，一共有六本。我反复看了无数遍，从小养成了神游历史、关怀世界的习惯。读初中的时候，我得了黄石全市地理竞赛的一等奖，有机会到黄石受训，准备全省竞赛（后来也得了湖北省的一等奖）。那个暑假住在黄石阿姨家里，是我第一次在城市生活那么久。有时走在黄石街头，想到父亲母亲都在这里读过书，挑过煤球，是不是也从这条路上走过？
五十年代的黄石大道（图片来自网络）
在黄石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叫芳芳的同学热烈地爱着父亲。这是一个活泼开朗、聪明可爱的城里姑娘。她公开大胆地追求，全校都知道。她把母亲当情敌，但母亲衷心觉得她与父亲是一对。母亲对芳芳说，你要珍惜那个人，要对他好；又对父亲说，芳芳是校花学霸，你俩很配，不要三心二意。父亲很生气，说，我的心里有谁，你应该知道。小学毕业的时候，有四个同学得到了保送中学的机会，其中三人就有我的父亲母亲和芳芳。父亲保送黄石四中，母亲上二中。芳芳也上四中。母亲说，你看，这是天意，你俩确实是一对。父亲说，天意是我们俩应该现在认亲（订婚）。那个暑假，母亲就带父亲去见了她的养父和生母。两位老人满心欢喜。
然而，初中学业紧张，没时间打工了。母亲想退学做工，支持父亲读书深造。父亲不同意。然而生活无着，不得已与母亲分别，去南宁投奔他的五叔，在南宁四中继续学业。机缘弄人，这时出现了文芳。文芳跟芳芳不同，沉静温柔，有话埋在心里。像母亲一样，她也在父亲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最纯真最珍贵的帮助。父亲很感动，但他不能接受。文芳很伤心，伤心欲绝。父亲因之痛苦，彻夜失眠，以致忧郁成疾，影响了高考。加之五叔下放，调离南宁，父亲再次生活无着。父亲离开南宁的时候，文芳要跟他走。父亲坚辞，洒泪分别。火车缓缓启行，父亲看见文芳跑不动了，瘫坐在站台的水泥地上，泪眼模糊，痴痴地望着，越来越远，越来越小。这一幕让父亲心痛了一辈子，终身负疚。几十年后，父亲听到感人的歌，还会叫我百度一下，看歌词的作者是不是一个叫文芳的人，因为他觉得歌词写得那么像他们的故事，别人写不出来。
南宁老照片（图片来自网络）
从土地中长出的，不可能根除
母亲一接到父亲要回来的信，就把工作辞了。那时她已在大冶钢厂工作。她决意跟随父亲回到农村老家，无论迎接她的会是多么可怕的命运。那是1961年的腊月，一个灰蒙蒙的冬日午后。精疲力竭而又充满幸福，母亲一上车就靠着父亲的肩膀睡着了。醒来时已经到站，就这样踏上这片土地，俯仰于斯，歌哭于斯，生儿育女，直到躺进她的怀里，成为这片土地本身的一部分。
他们的婚床是自己上山砍树枝搭的，铺上稻草就是最温馨的家。在农村的开头四年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光，因为他们获准办一所小学，可以用知识回报乡亲。他们的学校建在一个村庄的宗祠。祖宗神主早被清除，但教化如在。千百年来，从土地深处生长出来的文化生命，是不可能被迅速清除的。最近这些年，家乡各村的宗祠都在恢复。不过，除了逢年过节的返乡祭拜，祠堂平日都是关着的。祠堂虽已重建，但其教育功能却已湮没无闻，反不如我父母回乡时竟能在宗祠的废墟中兴办教育。当时以祠堂天井为界，一边是母亲的课堂，带较小的孩子；一边是父亲的课堂，带较大的孩子。所有年级在一个空间，不同课程同时进行。除了语数外，还有音乐、体育。所有年级，所有课程，只有他们两个老师，忙得不亦乐乎。
跟孩子们在一起，他们快乐地也像孩子。村民送来米面青菜，甚至专门炖鸡汤送给他们补身体。那时有了第一个孩子，就是我的大哥。他是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中唯一有过通常所谓“幸福童年”的孩子，在父母的怀抱中长大，性情敦厚，心地善良，最像母亲。我是老幺，生在文革晚期，这个家庭濒临崩溃的最艰难时刻。我的童年自然也有一种天生地养的大快乐，但几乎就没怎么见过父母。因为他们起早摸黑干活时，我尚未醒来，等他们披星戴月回来时，我已经睡着。我从小的梦境中最多的情景是到处找父母，怎么也找不到。
1964年，父亲参加了一场教学比赛，获得了极好的成绩。公开课在金牛南城中学举行。父亲讲的内容是一篇描写旧社会长工生活的课文。父亲从小与家里的长工生活在一起，感同身受，讲得非常生动。上级非常满意，计划升调他来南城中学教书。然而，就在这时候，“四清运动”开始了。我的父亲母亲成为清理对象，“清理阶级队伍”。好吧，那是他们的队伍，虽然我父母的“阶级感情”可能比他们还要真纯。于是，升调不再可能，甚至原有的简陋小学也保不住了。父亲母亲被剥夺了教师资格。即使这样，在村民的挽留下，他们还是顶着压力，继续教了一个学期。最后不得不离开时，同学们都哭了，家长也都哭了。当年的学生如今也老了，对他们曾经的两位老师仍然怀着深深的感念。
从1964年到1979年，包含文革的十年，父母亲度过了一生中最艰苦的岁月。农作的辛劳和生活的贫困还在其次，更大的折磨是低人一等的屈辱。母亲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父亲机智勇敢，每每化险为夷。做大冶湖的时候，祖父买了工友的一碗肉菜，多吃了一份。这被当成地主阶级多吃多占的反面典型，受到严厉批评。祖父辩解说，他是花钱买的。领导更加生气。眼看就要开批斗会，上纲上线。父亲及时站出来叱责祖父，促他“低头认罪”，才没有扩大批判。事后，祖父赞扬父亲机智，帮他免了皮肉之苦。
二哥常说，他小时候最佩服父亲的一点是，无论到了多么困难的时候，父亲总能想着法儿变出一点东西出来吃。我那时还小，不记得父亲怎么变东西出来吃。我只记得二哥是最能想办法找东西吃的人。年底放干水打过鱼的泥塘，看上去什么都没有了，他却能摸到小鱼和泥鳅，装满一套鞋，上岸哗啦倒满一盆，母亲高兴的不得了。那些年陆续有了二哥、姐姐和我。人口越来越多，粮食却越来越少。我记得有一次吃了米糠做的粑，因为太粗糙，拉不出屎，奶奶拿小树枝帮我捅屁眼儿。
老家谈桥街上的新四军鄂皖湘赣指挥部，原来是柯良斋家的老宅，谈桥公社初建的几年也在这里。我小时候常在这里玩。
去年除夕夜在老家院子里烤火，图为父亲和大哥。这个房子是1985年，父母亲用做豆腐积累的辛苦钱盖的。
以另一种方式，持续到来
那时的生活虽然贫穷艰苦，却充满了温情和快乐。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只有一张小桌子，好像没什么凳子。每顿饭只有一个菜放在桌子上，每人夹菜到自己碗里，端到门口吃。我那时大概只有四五岁。我记得夹菜的时候总是想，我不能多夹，多夹的话，别人就没有了。一碗菜，六口人，有时竟然还能剩下一点。一家人并不围在一起吃饭，每人夹菜的时候只有自己一个人，但家庭和亲人以另外一种方式更加真实地在场。
由于害怕孩子饿死，随时准备着把孩子送人，我们兄弟姐妹之间从未被教导互相以兄弟姐妹相称，而是直接叫名字。但即使这样，我们兄弟姐妹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矛盾，也从来不存在什么争宠、猜忌和相互怨恨。一直到今天，我们兄弟之间只有相互信任和关爱。父母对我们并没有多操心，甚至很多时候疲于奔命，根本顾不上我们，但我们对父母却从来没有一丁点抱怨。我不知道这些是如何做到的。这几乎不是可以仿效的教育方法，而是父亲母亲这样的人格自然散发的自然影响。
另一方面，我们的关系又是平淡的，从来没有特别的关爱。我们家从来不给谁过生日，逢年过节也只是一起作个对子（春联），围炉夜话。最快乐的期待不是什么生日礼物或压岁钱，而是父母亲从山上打柴回来时捎带的山楂、毛桃、鸡屎梨。我见到父母的时间主要不是在家里，而是在田野工地。我眉角的疤痕就是在工地被大锤误伤的。大哥二哥上中学时，在外面住读，很久才回一次家，回家就抓住我掏耳朵、扪痱子。姐姐大我不多，我们常在一起玩，春天采野菜，夏天打猪草，秋天扒松针，冬天她给我织手套。我一度是孩子王，漫天打架。后来搬到陌生的村庄，又开始上学，就喜欢一个人默默读书了。但孩子王的潜力还在，所以会在学校保护姐姐。
我们一家人都不爱赶热闹，在喧闹的酒席总是如坐针毡，能不参加就不参加，能先走就先走。我一家人都这样，即使能言善辩、酒量过人的父亲也这样。我记得有一次村里有人结婚，奶奶叫我去吃肉，我说没时间，我要写作业。奶奶大为惊异，逢人就夸我是读书种子。其实，我只是不喜热闹罢了。
老爸题壁“恬淡虚无”
我们经常搬家。大哥、二哥生在不同的村庄，姐姐和我生在老家谈桥。到我五六岁的时候，又搬离老家，辗转沟壑。我小时候的印象中，总是帮大人扛着锅碗瓢盆，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父亲曾有句子写道：“流浪他乡年半百，东挪西借，难度断炊日”。我们似乎总是在家乡流浪的异乡人。为什么我们家总是跟别人家不一样？姐姐对此尤为敏感。我们常常在打猪草的时候探讨这个问题。我儿时的梦境总是反复出现这样的场景：我路过一个陌生的村庄，一条恶狗忽然扑上来咬我。我没命地奔跑，一边跑一边向后扔石头。眼看快要追上的时候，我会突然转身，愤怒以对。我抓起树枝就打，有时直接用脚踹。我的生命深处，毕竟流淌着父亲母亲的血，平静，但有血性。
母亲怀我的时候，湖北开始了计划生育试点。村里的妇联主任带六个孕妇去镇上检查，只有我妈妈查不出有孕，其他孕妇都被迫做了人工流产。那时，母亲怀我已经三个月。妇联主任不死心，尤其不想让地主崽子再增加一个。三个月后，母亲又被带去检查，这次是在县城的医院，用更先进的仪器，但检查结果仍然是没有怀孕。我就这样捡了两条命。母亲信佛教。她相信是在检查的时候，观世音菩萨托我出去了，所以他们查不出来。父亲则跟我开玩笑说：“你的隐居兴趣由来已久嘛，没出生就隐过。”
母亲生我是在一个漫天飞雪的冬天。父亲挑柴出去换米，还没回来。等他回来，才有米下锅。当时连一块包我的破布都找不到。隔壁王奶奶送来旧布头，再裹上旧棉絮和草绳，就成了我的襁褓。母亲因为劳累过度，又缺乏营养，没有奶水。我是喝米汤长大的。没有人相信这个孩子能养活，所以干脆没有记他的生日。但这孩子竟然度过了那个冬天，活了下来。父亲常说，给我起名“小刚”，是希望我刚强，希望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永远乐观向上，热爱生活。在我们的方言里，名字后面会加一个“来”字。所以，我从小被人唤做“刚来”。我后来知道“刚来”竟是《易经》里的常用表述，意指阳气的增长和君子之道的壮大。我不知道这一辈子是否能做出一点成绩，配得上“刚来”这个名字，但只要想起母亲的音容笑貌，看到父亲健动不息的身影，就会有一种温柔的力量在我心底，持续到来。

母亲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这是她写六祖偈语的遗墨。那时，父母亲跟我一起住在昆山花桥。二哥说，看到这张遗墨，才知道母亲惯做粗活的手原来也可以那么细致，只是几十年的艰苦岁月不允许她发展这一面，全部生命都给了土地，给了丈夫和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