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教学反思成功与不足(司马光教学反思课后反思)
公元1086年，北宋朝堂上正展开一场激烈的争辩，苏轼和司马光脸红脖子粗，怒目对视，众大臣袖手旁观。
最后，刚登基不久的宋哲宗还是选择站在了宰相司马光这边，气得苏轼回家后直呼“司马牛！司马牛！”
司马牛，本是孔子的弟子，但苏轼说的“司马牛”，却是在骂司马光脾气倔强、有如犟牛。
苏轼和司马光的关系一直十分融洽，两人也是政治盟友，而且司马光还是提拔苏轼的仕途前辈。
公元1069年，司马光推荐苏轼为谏官。后来，为了让苏轼得到重用，他还给神宗上书，承认自己“敢言不如苏轼”。
两人常常以节义互勉，不仅情同师徒，而且以文友相称。可是，重新回到朝堂的苏轼却发现，现在的司马光让他觉得越来越陌生。
那么，两人到底在为什么而辩，竟让苏轼不顾礼仪讽刺前辈呢？
两人在朝堂上争辩的是：要不要全面废除王安石的新法？
王安石变法中争议最大的部分是“免役法”和“青苗法”，由于设计不周全、执行有偏差，遭到上到士子大夫、下到黎民百姓的反对。但是，并非说这两个变法的内容全部不可取。
苏轼认为，这些变法中的有益部分应该保留。比如“青苗法”应只废除强摊硬派的执行部分，扶助百姓商人的贷款部分可有保留；比如“免役法”应保留朝廷出钱雇人部分，不能继续以前的义务分摊。
可是，司马光则以“变法体系设计不健全”为由，全盘否决了新法。这让苏轼大为光火，原本对变法持公允态度的司马光，回到朝堂后竟然变得刚愎自用，令他十分痛惜。
苏轼是个一心为公的人，他与王安石惺惺相惜，也十分佩服王安石变法的勇气，但也坚决反对新法中不合理的部分。只要是为国为民的新法，他也全力支持，所以，他才会和自己的仕途引路人司马光杠上！
和苏轼大吵一顿后，司马光回家后也在反思全面废除新法的利弊。可就在此时，一个消息又坚定了他废除新法的信心！
当时，任职开封府的蔡京极擅钻营。
当他听说司马光为了废除“免役法”而跟苏轼大吵一顿时，灵机一动，在5日内诱惑数千百姓充“差役”，并鼓动百姓告状，引起全城轰动。
司马光听闻后，把蔡京召开问个详细。蔡京不愧为未来的“奸相”，不仅口才了得、貌似忠良，而且演技超流、绘声绘色。司马光看了蔡京痛心疾首的表演后，不由感慨说：“使人人奉法如京，何不可行之有？”
被蔡京骗了的司马光，当即下令全面废除新法！
此时的司马光，在朝内的党派斗争和撰写《资治通鉴》中几乎耗尽了精气神，已经不复以前看人处事的高瞻远瞩。
所以，他轻信了蔡京，并为蔡京上位提供了重要的仕途阶梯。
听闻司马光全面废除了新法，苏轼急匆匆去到司马光家中，欲亲自与之辩论，不料却吃了闭门羹！
此时的司马光已油尽灯枯，即将不久于人世。
2个月后，司马光因病去世，苏轼作祭文哀呼：“呜呼，百世一人，千载一时！”
司马光与苏轼都代表着“保守派”的良心，二人反对新法皆出自公心。可惜，司马光为了在有生之年祛除新法中的弊端，操之过急，且被小人蒙蔽，全面废除了新法。
苏轼素来对司马光十分敬仰，却对他晚年执意废除新法很不满。直到司马光在很短的时间内因病去世，他才恍然大悟这位引路人兼老友的迫不及待。
因此，司马光去世后，他连作三篇祭文，沉痛哀悼。
近代以来，王安石都被视为“变法派”的正面人物。
但是，《宋史》却把王安石列入“奸臣传”，原因在于他不听他人的意见，刚愎武断，一旦有人反对新法就直接打压，导致新法在执行过程中完全变了样。
而从一时的历史轨迹来看，王安石的变法也确实损坏了宋皇族“与士子大夫共天下”的执政体系，废除台谏制，把“党争”推向激烈化、明面化，为北宋的覆灭埋下了隐患。
不过，国外某宁曾说：“王安石是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这一论点对近代国人的影响是深远且直接的，在是非黑即白的思想、长期潜移默化的引导下，王安石就成了绝对的正面人物，而司马光则成了反对变法的奸臣！
可是，苏轼的为人、性情和理政能力又是有目共睹的，他对司马光“百世一人”的评价，无论怎么看都不像是阿谀奉承之言。所以，司马光的历史形象值得深究。
因此，历代赞许司马光的名人基本截止到清末。此后，就少有卓著影响力的名人评价司马光了，这里面的缘由不言自明。
不过，历史毕竟是历史，读过《资治通鉴》的人对司马光的敬仰作不得假，这里不仅浸透了司马光的执政理念、为国为家的良知，还给后人提供了一面公正评价历史的镜子。如此伟大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怎么会昏聩地直接反对变法呢？
司马光去世后不久，因为看不惯“保守派”的腐朽，苏轼请辞外调。高太后去世，哲宗正式执政，因为身上披着“保守派”的外衣，苏轼再次踏上了贬谪之路。
直到宋徽宗继位，蔡京逐渐掌权，苏轼都没有回过朝堂。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