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龙城遗址
摘要：2012~2018年，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等单位对盘龙城遗址各地点历年考古发掘区域进行了实地调查，并运用RTK、全站仪等数字化测量仪器对历年发掘区和重要遗迹的三维坐标进行了测量，基本实现了对该遗址历年考古发掘区及墓葬、建筑基址等重要遗迹的准确定位。在此期间，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等单位还对盘龙城遗址保护区开展了系统性考古勘探，对该遗址地下遗存的分布情况形成了整体性认识。
关键词：武汉市；盘龙城遗址；考古调查
一、工作目的与方法
盘龙城遗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叶店村。该遗址1954年被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湖北省博物馆、北京大学、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及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等多家单位相继在此开展田野考古工作。盘龙城遗址保护区面积约3.95平方公里，由于遗址面积较大且考古工作历时多年，历年考古发掘区散布于不同的地点。长期以来，该遗址各地点考古发掘区域的地理坐标未能得到精准的测量，以致于田野考古发掘人员对该遗址历次考古发掘区的准确位置不甚明确，对墓葬、建筑基址、灰坑、灰沟等重要遗迹的空间位置关系亦缺乏整体性认知。故而，相关研究者难以在统一的地图中准确标绘上述发掘区域及重要遗迹的空间位置。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在建立遗址三维测绘坐标系统的基础上，借助数字化测量仪器对该遗址历年考古工作区域予以精准定位，同时对各地点地貌形态的古今差异进行比对和分析。以期更为客观准确地呈现各类遗迹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及遗迹分布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联。2014年，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在盘龙城遗址布设了由16个测量控制点组成的两级测绘控制网，以此建立起了该遗址三维测绘坐标系统[1]。在此基础上，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借助RTK、全站仪等数字化测量仪器，对盘龙城遗址各地点各年度考古发掘区域进行了实地踏查和高精度测量，基本实现了将历年（截至2018年）考古发掘区域和各类重要遗迹准确地标绘于大比例尺地图之上。同时，2012～2017年间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还先后主持了盘龙城遗址一般保护区和重点保护区的系统性考古勘探。以10米间距的探孔，基本实现了对盘龙城遗址进行全覆盖式考古勘探，勘探面积总计273.6万平方米，对遗址保护区地下遗存分布情况形成了整体性认识。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还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合作，开发了“盘龙城遗址田野考古钻探系统”，运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探孔数据进行了数字化管理和集中呈现。本文将对上述考古工作的基本情况予以简要报道。二、遗址地貌就宏观地貌而言，盘龙城遗址地处大别山余脉与江汉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盘龙城遗址所在的武汉市黄陂区，北接大别山南缘，南抵长江北岸的河湖冲积平原，整体地势北高南低。黄陂区南部可见纵列分布的低岗与星罗棋布的河湖交错分布的地理景观，盘龙城遗址正是分布于盘龙湖、破口湖与府河之间的一片低岗之上（图一）。府河发源于大洪山，自西向东流经盘龙城遗址南缘，随后注入长江。20世纪7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组织村民在府河北岸修筑了府河大堤以抵御洪水。这道大堤横贯盘龙城遗址中的艾家嘴、王家嘴、李家嘴岗地，大幅改变了遗址原始地貌，尤其是王家嘴和李家嘴岗地南部直接沦为了府河河床，季节性显露地表。
盘龙湖与破口湖岸线曲折，临湖岗地隔湖相望，形成了环湖分布的多条半岛型岗地，整体地形较为破碎。长期以来当地居民将岗地前端的滨湖地带称之为“嘴”，而将岗地离湖相对较远且分布有自然村落的地带称之为“湾”。盘龙城遗址中的杨家湾、杨家嘴、李家嘴、王家嘴、楼子湾等地点的名称由此得来。以往考古人员在对盘龙城遗址各区域进行命名时沿用了上述地名，为保持遗址点名称的统一性，本报告依然沿用上述遗址点的命名方式。在《盘龙城》中则以地名拼音大写首字母来指代各岗地，例如“PLZM2”表示“盘龙城李家嘴2号墓”，“PYWM11”表示“盘龙城杨家湾11号墓”，诸如此类[2]。21世纪初期，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组织设立的遗址分区系统，以象限法将盘龙城遗址整体以100×100平方米进行整体分区（图二）。此后盘龙城遗址考古发掘探方均在分区体系之下以象限法编号。故而，21世纪以来发表的盘龙城遗址田野考古工作简报中均以“区号+探方号”的方式来表示探方所在区域，例如2017年刊布的考古发掘简报中“Q1712T0816”则表示1712区内的0816号探方[3]，而不再以地点拼音首字母的方式来命名各发掘单元。
三、各地点遗存分布（一）杨家湾杨家湾岗地居于盘龙城遗址的中心地带，是一条东西长约420米，南北宽约310米的天然岗地。杨家湾南坡长期分布有自然村舍，2005年为配合遗址公园建设当地村舍整体迁出。21世纪以前，杨家湾岗地的考古发掘工作主要是为配合当地农田水利建设而展开。2006年以后，考古部门在杨家湾南坡开展了若干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图三）。
1974～1992年间，湖北省博物馆对杨家湾岗地农田水利施工过程中偶然发现的墓葬进行了清理，共计商文化时期墓葬11座[4]，墓葬编号M1～M12。1980年，湖北省博物馆在杨家湾南坡布设了5米×5米探方38个，发掘面积950平方米，发现了3座建筑基址（F1～F3）以及灰烬沟、灰坑、祭祀坑等遗迹。1997～1998年，盘龙城考古队在杨家湾南坡西侧开设2米×20米探沟2条，仅发现零星文化层，同时发掘了1眼商代水井J1[5]。2001年，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对杨家湾南坡水沟边偶然暴露出的青铜器进行了清理，确定其为一座商文化时期墓葬，编号M13。2006年，考古部门再次对M13进行发掘，最终确定了其完整的形制[6]。2006年，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遗址博物馆在杨家湾自然村整体搬迁后，对原村舍分布区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250平方米，在杨家湾南坡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F4，并在随后的2008、2011年对F4进行了大规模发掘[7]。同时，上述单位还在建筑基址F4西侧发现一座墓葬M14[8]。2006年，上述单位还在杨家湾岗地西南部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25平方米，发现该区域分布有较多保存完好的陶器。考古发掘人员据此推测该区域可能存在“制陶作坊”类遗存[9]。2013年，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再次对杨家湾建筑基址F4进行了清理，并在其周边区域进行了考古发掘。此次发掘面积825平方米，在F4西侧发现了7座墓葬（M16～M22）以及一批灰坑、灰沟和窑址等遗迹[10]。2014年，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在杨家湾南坡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50平方米，在F4以南约20米处发现了小型建筑基址F5以及少量灰坑遗迹[11]。同年，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还在杨家湾北坡发现了小型建筑基址F6[12]，并在2014～2017年在杨家湾岗地顶部清理了一批灰坑遗迹，首次在杨家湾坡顶发现了年代早至夏商之际的遗存[13]。2018年，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根据考古勘探资料，在杨家湾北坡石块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布设了两条探沟TG7、TG8进行发掘，TG7、TG8分别为长8米、宽2米和长18米、宽2米。两条探沟相交，呈“L”形。而后将TG8向北继续延长，并增布TG9、TG10，使得解剖发掘范围向北一直延伸至近湖边地带。此次发掘初步揭露出了杨家湾北坡石头带与商代文化层及生土的层位关系。除上述考古发掘工作之外，考古人员还曾在杨家湾M11西侧150米处的水稻田中，采集到青铜觚、青铜勾刀、青铜直内戈各一件[14]。此外，考古人员还曾在盘龙城考古工作站后院墙处采集到一件长49、宽7.6厘米的玉戈[15]。杨家湾岗地出土的这些遗物暗示着该区域可能分布着等级较高的墓葬或其他类别遗迹。杨家湾岗地是盘龙城遗址中田野考古工作开展最为频繁，遗存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截至2018年，该区域已发掘商文化时期墓葬22座，灰坑43座，建筑基址6座，发掘面积总计4005平方米。历年考古发掘及勘探资料显示，除局部地带遭到晚期人类活动破坏以外，杨家湾岗地几乎遍布商文化时期遗存。考古遗存的年代特征表明，杨家湾岗地分布的商文化时期堆积以盘龙城第五～七期的遗存为主，集中分布于杨家湾南坡的大型建筑基址F4，及高等级墓葬M11、M13、M17等其年代亦属这一时期。因此，杨家湾岗地南坡有可能成为了盘龙城聚落最晚阶段的聚落中心地带[16]。（二）杨家嘴杨家嘴位于杨家湾岗地东侧，岗地三面环湖，东西长约250米，南北宽约340米。杨家嘴岗地南坡地形和缓，北坡较陡。杨家嘴南侧与李家嘴隔湖相望。盘龙湖水下考古勘探表明，商文化时期盘龙湖水位不高于17.5米，且在杨家嘴与李家嘴之间的湖盆底部发现了相应时期文化层[17]。由此可知，商文化时期杨家嘴与李家嘴之间应无湖水阻隔，而是通过陆地相连。现代盘龙湖水位大幅高于商文化时期，因此造成了杨家嘴与李家嘴被湖水所阻隔。杨家嘴岗地的考古发掘区域集中于岗地南侧的临湖地带，1980～1983年，当地村民在杨家嘴南坡湖汊地带兴修鱼池，施工中发现大量黑色灰烬土及陶片，盘龙城考古工作站当即配合工作开展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214平方米，发现了两座建筑基址F1、F2及一批灰沟、灰坑遗迹。同时，在遗址东部的滨湖区域区域发掘了10座墓葬（M1～M10）[18]。1998年，武汉市博物馆联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盘龙湖临湖区域清理了3座商文化时期墓葬（M12～M14）[19]。2006年，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在杨家嘴顶部布设探方16个，发掘面积400平方米，共发现了商文化时期墓葬9座（M15～M22、M24～M25），同时还发现了商文化时期的建筑基址F3及少量灰坑[20]，此次发掘商代遗迹的年代范围集中在盘龙城第五、第六期。2014年，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在杨家嘴南坡临湖地带清理了商文化时期墓葬（M26）和灰坑各1座[21]。截至2018年，杨家嘴考古发掘区域累计1939平方米。值得注意的是，杨家嘴东南部临湖地带发掘商文化时期墓葬14座，从空间分布上看这批墓葬的等级和布局方式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因此有研究者指出杨家嘴东南部墓葬应具有墓地的性质[22]。具体而言，杨家嘴M1、M2和M26在空间距离上较为邻近，位于杨家嘴东南部墓地的西侧。墓葬随葬品以青铜容器为主，兼有玉器和陶器，属于等级较高的墓葬，其中M26是目前杨家嘴发现的等级最高的墓葬，其等级稍次于盘龙城李家嘴M1、M2。而M2～M10以及M12～M14在空间距离上较为邻近，位于墓地的东侧，从墓葬规模和随葬品来看，应属于等级较低的墓葬（图四）。
杨家嘴商文化时期遗存的年代集中在盘龙城第五、六两期[23]，与杨家湾出土遗存的年代基本吻合。这表明杨家湾—杨家嘴岗地在盘龙城聚落最晚阶段为较为密集的人类活动区域。（三）李家嘴李家嘴是位于盘龙城宫城区以东的一处南北向岗地。东临盘龙湖，南抵府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地村民为抵御来自府河及盘龙湖的洪水，先后修筑了府河大堤和李家嘴围堤，这两道人工堤防的修筑对李家嘴岗地的原始面貌造成了明显地破坏。从1963年的卫星影像中可以看到，李家嘴岗地实际上是一处南北向的狭长型岗地。由于府河大堤横贯李家嘴南侧，使得大堤以南的区域沦为府河季节性河床，丰水期被河水淹没，枯水期显露地表。另一方面，由于李家嘴围堤的修筑，使得李家嘴西南侧的自然缓坡遭到取土破坏。当前李家嘴东北侧地形自坡顶向岗地边缘缓缓降低，而岗地西南侧面积狭窄，仅存坡顶区域（图五）。
1974年，盘龙城考古工作站配合府河大堤修筑工程在李家嘴南坡中段接近坡顶部的区域先后清理了四座高等级贵族墓葬，编号为M1～M4，《盘龙城》报告将这些墓葬定为第四期和第五期。1985年，盘龙城考古工作站为配合加固李家嘴围堤工程，在李家嘴北坡清理了30座灰坑，分属第二、第四至七期。灰坑直径、深度多在１米左右，坑壁较规整。灰坑之间无打破关系，分布较均匀，未见陶片的H26～H28相间约２米，排列整齐。盘龙城遗址多见锅底形和坑壁不规整的灰坑，而李家嘴灰坑坑壁多陡直，系人工挖成。考虑到李家嘴存在大型墓葬，或推测其中一些灰坑可能与祭祀相关[24]，此次发掘的准确面积未见报道，据李家嘴北坡灰坑分布范围估测，此次发掘面积约200平方米。20世纪80年代，盘龙城考古工作站曾在李家嘴M1～M4附近发现了一座残墓，遂将该墓葬编号为李家嘴M5。墓葬遭严重破坏，随葬品多已散失，仅见残玉戈两件[25]。2015年，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为配合盘龙城遗址公园的修建，对李家嘴岗地进行了全面的勘探，在早年发掘的李家嘴M1与M2之间区域，新发现一座商文化时期墓葬。随即在该区域布设探方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00平方米。发掘表明该墓开口南北长3.7米，东西宽2.7米。东距李家嘴M1约1.6米、西距李家嘴M2约7米。该墓曾遭受严重破坏，墓内仅出土有青铜残渣、陶片、玻璃碎片等，将该墓葬编号为李家嘴M6[26]。
除上述遗迹外，李家嘴岗地基本未见其它地点常见的灰坑、建筑基址等遗迹，因此我们推测李家嘴岗地南侧应该是一处有明显布局规划的高等级墓葬区。考虑到李家嘴M1～M4出土遗存的年代与城内宫殿建筑基址相当，且其地理位置紧邻盘龙城城垣东门，故而李家嘴墓葬区的出现较好地体现出了盘龙城聚落高等级居址与墓葬区的空间位置关系。（四）城址盘龙城的城址并非一处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在范围上包括杨家湾岗地以南，王家嘴岗地以北，破口湖与李家嘴岗地之间的城垣内外区域。20世纪70年代，北京大学等单位对城址内外区域开展了考古发掘，发现了城垣、城门、城壕等遗迹，并在城内东北部发掘了宫殿建筑群（F1～F3），累计发掘面积2660平方米。《盘龙城》考古发掘报告中公布的数据显示，城址平面近方形，南北长约290、东西宽约260米。城垣墙体宽残宽18～45米。不过以上城垣的尺寸是根据地表突起的位置来定位城垣，进行测算的，因此位置及数据都不十分精准。通过对南垣、北垣外城壕的解剖发掘，表明盘龙城城壕开口宽度约为11.6～12.8米，深3.9～4.6米[27]，并据此推测盘龙城城垣外分布有与之相应的城壕。2014～2016年，为配合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盘龙城城垣及其周边地带进行了针对性的考古勘探，确定了城垣、城壕及城门的准确位置。根据此次考古勘探数据，城垣南北长约289米，东西宽约284米，四面城墙墙体宽27～30米[28]。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考古勘探发现城址外存在两套“城壕”系统：1.分布于北城垣外的“北城壕”。北城壕起于杨家湾山体南坡，向东延伸通向盘龙湖。北城壕南距北城垣15～23米，沟口宽约14米，深4～5米。2.绕城分布的“环壕”。环壕内侧均距城垣外侧约3米，沟口宽约5米，深2.7～3米（图七）。然而，2014～2016年间勘探所发现的城壕尺寸与20世纪70年代考古发掘所揭示的城壕尺寸有较为明显的出入。首先，20世纪70年代发掘的城壕与城垣的距离为10米，而2014年勘探发现的“环壕”与城垣距离为5米。这一差异可能是由于两次考古工作对城垣宽度的界定存在差异所导致的。第二，20世纪70年代，北京大学等单位分布对南城垣外中段、东段和北城垣外西段进行了分段解剖。发现城壕的开口宽度分别为11.6、6.8和12.8米，城壕深度分别为3.9、2.1和4.6米。经过与2014年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勘探所发现的两套壕沟的尺寸进行比对可知，1979年在北城垣外西北部解剖沟79HP3TB32-B34内发现的城壕（沟面宽12.8、距地表最大深度4.6米）应为西起杨家湾南坡，东抵盘龙湖的“北城壕”，而并非绕城分布的环壕[29]。而1979年在南城垣东段探沟79HP3TU38-U39中发现的一段壕沟（沟面宽6.8米，距地表最大深度2.1米）则应为绕城分布的“环壕” [30]。
此外，值得说明的是，《盘龙城》中公布的城址区域高程为38.9～43.2米，这一高程数据是参照何种高程基准报告中未予说明。2014年以来，盘龙城遗址已建立三维测绘坐标系统，并采用了当前全国通行的1985国家黄海高程基准作为该遗址的高程基准。经过实地测量，盘龙城城址区域的高程为19.98～28.44米。从地形图上依稀可以看出，盘龙城城垣是利用了王家嘴及其西北部的一个小岗地的自然地势修筑而成，城垣及城内地势呈现出愈南愈低的特征。（五）王家嘴王家嘴岗地是盘龙城遗址最南端的一处天然岗地，南北长约230米、东西宽约120米。王家嘴北端与盘龙城城垣东南角相连，南部延伸至府河北岸，整体地势由岗地中脊向东西两侧缓缓降低，形似龟背状。20世纪70年代兴建的府河大堤横穿王家嘴岗地中部，使得王家嘴南部成为了府河河床，季节性显露地表（图八）。
1979～1985年，盘龙城考古工作站在王家嘴岗地的北区和南区分别展开了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3095平方米，清理了1座墓葬（M1），3处建筑基址（F1～F3），3座窑址（Y1～Y3），10座灰坑，其中两座灰坑H6与H7形制与出土遗物组合与墓葬较为相似，推测其有可能是两座墓葬[31]。2001年，在加固防洪堤工程过程中，施工部门在王家嘴以南60米处的一处名为栗子包的土丘上发现若干青铜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随即对现场进行清理，发现了1座商文化时期墓葬M2[32]。
2014年，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盘龙城南城门一带进行考古勘探时，在王家嘴东北部的水塘边发现一座墓葬M3，随即对其进行了清理[33]。2018年，王家嘴岗地东北部湖岸边暴露出1座商文化时期墓葬，盘龙城遗址博物院随即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编号M4[34]。
就王家嘴岗地遗存的年代而言，王家嘴聚落在盘龙城第一期就已存在，并且其兴衰与北部的城址关系密切。盘龙城南城垣下的第一期遗存与王家嘴同时期遗存应为一体。第二、三期时，王家嘴则集中分布有居址、窑址和灰坑，遗存堆积较为丰富，并形成一定规模。这种繁盛的局面在第四、五期仍有延续，在接近城垣的北部岗地上，原第二、三期遗存上仍分布较多遗迹。分属第三至五期的F4、F5、F7集中在这一带，墓葬也就近分布，聚落的使用具有明确的延续性。不过随着城址的废弃，王家嘴岗地未见第六、七期的遗存，表明在城址废弃之后，这处聚落也随之废弃。（六）小嘴小嘴为杨家湾岗地向南自然延展出的一条南北向狭长型岗地，东、西、南三面被破口湖环绕。小嘴岗地南北长约520米，东西向最大宽度约140米。小嘴北部呈扇形展开，岗地向南逐渐收窄成长条状，最南端宽度缩减为90米。2008年，盘龙城遗址博物馆考古人员在小嘴岗地东侧临湖滩地对偶然暴露出的两座墓葬进行了清理。编号分别为M1、M2，M1打破M2，墓葬年代分别为北宋中期和盘龙城第六期[35]。2013年，盘龙城遗址博物馆考古人员在在小嘴岗地东侧临湖滩地首次发现了石范等铸造类遗物，并在附近区域发现4座灰坑遗迹[36]。
2015～2018年，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在对小嘴进行全面勘探的基础上，选择堆积保存相对较好的小嘴岗地东北部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1782平方米，发现了大量铸造类遗存，确认了盘龙城遗址在二里冈文化时期存在青铜铸造活动[37]。 2015年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对小嘴岗地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发现小嘴岗地的文化堆积主要分布于岗地东、西两侧的临湖区域，而岗地顶部则基本不见文化堆积分布。这主要是由于岗地顶部因地势较高，在20世纪60年代开展的土地平整运动中，地势相对高耸的岗地顶部遭到了较大程度的破坏，对原本分布于此的文化堆积造成了明显破坏。考古发掘表明，小嘴岗地出土遗存的主体年代为盘龙城第四至六期，基本与城垣及城内大型宫殿建筑的兴建和使用年代相当。环境考古研究表明，当今分布于小嘴与盘龙城西城垣之间的天然湖泊在商文化时期应为一片陆地[38]，可以推知彼时小嘴与盘龙城宫城区应为一片完整的陆地空间。（七）楼子湾楼子湾是位于杨家湾、小嘴、艾家嘴之间的一处小型岗地，南北长约130米，东西最大宽度约120米，此处原本分布有一处自然村，名为楼子湾。楼子湾北与杨家湾岗地相连，东西两侧分别与小嘴和艾家嘴相接，南临破口湖。与小嘴、艾家嘴等临湖岗地不同，楼子湾整体近似三角形，仅南端临湖，没有大片的临湖滩地，整体地势较高，因此楼子湾地貌形态基本不受湖水涨落影响。1963～1980年间，湖北省博物馆等单位为配合楼子湾区域的农田水利建设，对该区域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75平方米，清理了墓葬10座，灰坑2个，建筑遗迹1处。考古发掘表明楼子湾遗址的文化层平均厚度为1米左右。
（八）大邓湾与小王家嘴大邓湾与小王家嘴是位于杨家湾北部的一条天然岗地，东西长约680米，南北宽约370米。该岗地东侧临湖地带被称为“小王家嘴”。岗地西侧分布有一处自然村，名为大邓湾。2016年大邓湾自然村已整体搬迁，目前该区域成为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所在地。2012年，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对大邓湾与小王家嘴岗地进行了考古勘探，在小王家嘴坡顶区域发现了多座商代墓葬。2015年，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对此前勘探发现的小王家嘴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600平方米，发掘了商代墓葬21座，灰坑8座，确认小王家嘴为一处早商时期墓地[39]。大邓湾区域由于地表被密集的村舍房屋所占据，难以开展考古勘探因而在2012年开展的考古勘探中未能发现商文化及其他历史时期的考古遗存。实际上，1980～2003年间，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考古人员曾多次在大邓湾采集到商文化时期陶器、石器。而随后大邓湾村房屋扩建，地表几乎被现代房屋占据，无法开展考古勘探和调查工作。至2016年，大邓湾村民搬迁后，考古人员重新对大邓湾进行考古勘探和调查时，发现原村舍地表以下0～0.7米的深度基本为现代建筑基址，未能发现古代遗存。考虑到大邓湾与杨家湾及小王家嘴毗邻，同时又曾多次在此采集到商时期遗物，我们推测该区域可能原本分布有商文化时期堆积，后因现代房屋的建设等活动的影响而被破坏殆尽。
（九）江家湾江家湾位于杨家湾岗地西侧，南与艾家嘴相连，该区域原分布有一处自然村落，村舍周边即为梯田。当地村民搬迁后，地表荒芜，当前地表已经被茂密的植被覆盖。江家湾南北长约220、东西宽310米，海拔高程27.2～31.6米。在该区域未开展过正式的考古发掘，仅在1980～2000年间，曾有村民在建房掘土过程中发现过青铜器，部分出土文物流散，后被公安机关追缴回归[40]。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后对文物出土地点其进行了清理和勘察，确定该地点原本分布有三座商文化时期墓葬，出土有一批青铜器及陶器，并这三座墓葬编号为M1、M2、M3。
（一〇）艾家嘴艾家嘴是位于小嘴西侧的一处狭长型岗地，其北部与江家湾相连，南抵府河北岸，岗地南北长约700米，东西宽约150～170米。艾家嘴地势北高南低，岗地中部隆起一道坡脊，地势由坡脊向东西两侧缓缓降低。破口湖与滩湖分列于艾家嘴的东西两侧，府河大堤穿艾家嘴南段而过。与小嘴岗地类似，艾家嘴岗地边缘常年受到湖水侵蚀，因此枯水时节岗地边缘会暴露出宽约20米的临湖滩地，地表可见大片网纹红土。较之于杨家湾、李家嘴、王家嘴等地点而言，艾家嘴岗地遗存分布较为稀疏，处于盘龙城遗址的边缘地带。直至目前考古部门尚未在艾家嘴开展过考古发掘工作。2001年以来，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等单位在此开展了多次考古勘探和地面调查工作，对该区域的遗存分布情况获得了相对全面的认知。2001年，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艾家嘴岗地开展了考古勘探，考古人员在该区域发现了疑似断续分布的“带状夯土”，并由此推测盘龙城遗址杨家湾至艾家嘴岗地可能分布有一道“外城垣” [41]。2016年，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再次对艾家嘴岗地进行系统性的考古勘探。此次勘探在艾家嘴北部发现了一处东西长约90米，南北长宽约80米，厚达1～1.5米的灰褐色文化堆积。考虑到这处连续分布的文化堆积分布于盘龙城遗址的边缘地带，推测这处遗存的性质可能聚落外围的小型居址区。2016年度的勘探对此前存疑的“外城垣”遗迹分布区进行了重点勘探。除在该区域发现零星分布的文化层外，并未发现任何夯土遗迹，因此本次勘探可以确认艾家嘴一带应不存在“外城垣”遗迹。近年来考古人员还在杨家湾开展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工作，基本排除了“外城垣”的可能[42]。（一一）童家嘴童家嘴是位于盘龙城遗址区北部的一条天然岗地，童家嘴东西长约580米，南北宽约280米。当前童家嘴岗地分布有自然村庄、人工养殖场、度假山庄等多座现代建筑以及果园和林场。1980年，当地村民在童家嘴南坡取土时发现一批青铜器，盘龙城考古工作站随即赴现场进行清理，在童家嘴岗地南侧的临湖地带发现一座商文化时期墓葬，这批青铜器系该墓葬出土[43]。2006年，盘龙城遗址博物馆对童家嘴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仅发现了十分零星的商时期陶片[44]。2012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童家嘴进行了考古勘探，在童家嘴南坡发现了小范围分布的商时期文化层，并采集到一枚青铜爵足。（一二）长峰港长峰港是位于盘龙湖东岸的一处自北向南延伸的岗地，地势北高南低，海拔19.5～34.8米，地势高低起伏。长峰港东南、西、南三面被湖水环绕，平面形态极不规则，实际上长峰港是由三条小型岗地组成——万家汊、丰家嘴、小杨家嘴。当前，长峰港的北部和中部分布有两处自然村落，岗地南端为盘龙湖渔场所在地。20世纪80年代，长峰港的村民利用当地临近湖泊的天然优势，将岗地南端的天然凹地改造成为了多个人工鱼塘。因此，目前万家汊、丰家嘴及小杨家嘴岗地南端分布有多个小型鱼塘。这些人工鱼塘的出现使得岗地原始地貌遭受破坏。长峰港由于距离盘龙城遗址核心保护区较远，开展的田野考古工作较为有限。据盘龙城遗址博物馆考古人员在2005年通过寻访得知，长峰港一带的农民曾在耕地时多次采集到残铜器、石器及陶片等遗物[45]。2012年，为配合盘龙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长峰港区域开展了考古勘探，在丰家嘴和小杨家嘴两处地点发现了商文化时期堆积。丰家嘴东侧分布有一处鱼塘，商时期文化堆积因此遭到了严重破坏，现存堆积南北长40 、东西宽13米，总面积约520平方米。勘探表明，该区域地层堆积可以分为4层。其中第1、2层为近现代形成的文化堆积，第3层为唐宋时期文化层，第4层为商文化时期堆积。小杨家嘴位于长峰港最南端。小杨家嘴地表现被渔场宿舍、苗圃、养猪场等现代设施占据。由于该地点紧邻府河，地表原始地貌曾遭到取土筑堤工程的破坏。勘探表明该区域的地层堆积可以分为2层，第1层为表土层，第2层为商代文化层，厚0.1～0.5米。商代文化层底部即为生土。小杨家嘴西侧紧邻盘龙湖，分布于岗地之上的商代遗存向西延伸至盘龙湖区域[46]。四、结语盘龙城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迄今已持续60余年，依据既往的田野考古工作，盘龙城遗址的分布范围已大体明确，即以宫城区和杨家湾、杨家嘴、李家嘴、王家嘴、小嘴、艾家嘴、楼子湾等岗地构成的遗址核心区，和以大邓湾、小王家嘴、童家嘴、长峰港等岗地构成的遗址外围地带[47]。2012～2018年间，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等单位通过对盘龙城遗址各地点历年考古发掘区域的精准测绘，该遗址各类遗迹的三维地理坐标及其空间位置关系方得以明确。截止至2018年，该遗址考古发掘面积累计15045平方米（表一）。考古勘探面积共计273.6万平方米。系统性的考古勘探工作表明，盘龙城遗址核心区内各岗地之间商文化时期遗存呈现出了接续成片的分布态势。而遗址外围地带则的遗存分布则较为稀疏，各遗址点之间存在明显的空白地带（图一五）。此外，近年来的田野考古工作表明，当代盘龙城遗址中河湖水位明显高于商文化时期[48]。
基于上述信息，我们可以从多个维度来重新界定盘龙城遗址的面积。就当代水位丰水期水位（22.6米）而言，盘龙城遗址总面积中约50％为湖水所占据，因此在总面积为3.95平方公里的遗址区中，仅有1.98平方公里的区域为陆地。而就商代丰水期水位（17.5米）而言，盘龙城聚落总面积中仅15％为水域，因此该聚落中的陆地面积约为3.24平方公里，这一空间范围大体可以视为商代先民在盘龙城聚落中的活动空间[49]。在这一地理空间之内，以城址及杨家湾、李家嘴、王家嘴、小嘴、艾家嘴、江家湾等岗地共同组成的约1平方公里的区域，商文化时期遗存的分布接续成片，虽在李家嘴、小嘴、艾家嘴岗地顶部可见若干遗存分布的空白地带，但从遗存分布的整体态势和对当地地貌的考察可知，这些空白地带系晚期（商代以后）人类活动破坏所致。而小王家嘴、童家嘴、长峰港等地遗存分布的密集程度显然不及城址及其周边地带。考虑到商时期盘龙湖水域面积十分有限，因此小王家嘴、童家嘴及长峰港等相对独立的岗地，在当时很有可能通过陆路交通来形成与聚落核心地带的沟通与关联，因此岗地间所见的大片遗存分布空白地带仍可视为盘龙城聚落的组成部分。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考古发现与综合研究”（批准号16ZDA14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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