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第二帝国
摘要：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建筑和纪念碑是形成有关德国历史的新解释的最明显形式。德国所拥有的（短暂的）“民族”传统通过三个名字得以象征化：俾斯麦、威廉一世和色当。
《传统的发明》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英] 特伦斯·兰杰 编著
顾杭/庞冠群 译
译林出版社 2020年2月版
德意志第二帝国提供了一个饶有趣味的对照，尤其是因为法兰西共和国发明传统中的一些一般性主题在它那里也能发现。它的主要政治问题是两方面的：怎样为从未有过的俾斯麦式的统一（普鲁士领导的小德意志）提供历史合法性；如何对待支持另一种统一方式的为数众多的民主派选民（大德意志支持者、反普鲁士特殊论者、天主教徒，特别是社会民主党）。
俾斯麦本人似乎对象征主义并不很关心，除了亲自设计了一面三色旗，将普鲁士的黑-白两色与他想包含的民族主义和自由派的黑-红-金三色结合到一起（1866年）。帝国的黑-白-红三色国旗是没有任何历史先例的。俾斯麦实现政治稳定的诀窍相当简单：通过执行不会危害普鲁士君主制、军队和贵族的统治地位的计划，来赢得（绝大多数是自由派的）资产阶级的支持，利用各种反对派中潜在的分裂，将政治民主尽可能地排除出政府决策过程。那些不能被分裂的明显对立的集团，特别是天主教徒与后拉萨尔派的社会民主党人，使他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事实上，他正是由于与这两派的正面冲突而失败的。人们有这样的印象，即这位老派保守的理性主义者，无论怎样擅长政治策略艺术，却从未令人满意地解决与贵族政治不同的政治民主制的各种难题。
德意志帝国首任宰相俾斯麦
因此，德意志帝国中的传统发明首先是和威廉二世时代相连的。它的目标主要是两方面：建立第二帝国与第一帝国之间的连续性，或更广泛地，将新帝国确立为德意志人民的世俗民族愿望的实现；强调在1871年新帝国建立过程中，将普鲁士与德国其他部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特殊历史经历。两者反过来都要求将普鲁士和德意志历史合并，而那些爱国的帝国历史学家（尤其是特赖奇克）已然致力于此项事业。
完成这些目标的主要困难首先在于，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历史难以与任何19世纪民族主义模式相调和，其次是神圣罗马帝国历史并不表明1871年的结果是历史必然的，或甚至是可能的。它只有通过两种方式来与现代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一个是世俗的民族敌人的观念，通过反对这一敌人，德意志人民确定了自己的认同，并努力实现国家统一；另一个是征服或文化、政治和军事霸权的观念，借此，分散于众多其他国家中，其中主要是在中东欧的德意志民族，就能宣称有权统一成一个更大的德意志国家。第二种观念并不是“小德意志”的俾斯麦帝国所愿意强调的，尽管普鲁士本身，就像这一名字所暗含的，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向斯拉夫、波罗的海这样的神圣罗马帝国以外地区扩张而在历史上逐渐建立的。
建筑和纪念碑是形成有关德国历史的新解释的最明显形式，或更确切地说，是将1848年以前的旧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德国民族主义的“发明传统”与新政权结合起来：最强有力的象征是那些已完成这种结合的。因此，德国体操运动、直至19世纪60年代的自由派和大德意志运动、1866年以后的俾斯麦以及最终的泛德意志和反犹运动，都关注三个其创意基本上并非来自官方的纪念碑：在条顿堡森林的彻路西人的阿米尼乌斯纪念碑（其大部分早在1838年至1846年就已建造，至1875年正式落成）；莱茵河上的幼林（Niederwald）纪念碑，纪念1871年德国统一（建于1877—1883年）；莱比锡战役一百周年纪念碑，它于1894年由“为莱比锡各民族大会战树立纪念碑之德意志爱国者同盟”发起，1913年正式落成。
幼林（Niederwald）纪念碑
另一方面，人们似乎对将基夫霍伊泽山（Kyffhauser，民间神话中所宣称的皇帝腓特烈一世将再次出现的地点）上的威廉一世纪念碑变成一个民族象征的建议（1890—1896年）没有任何热情，而且对在莱茵河与摩泽尔河交汇处（即德意志角）建造威廉一世和德国纪念碑以反对法国有关莱茵河左岸的领土要求也没有特别的反应。
抛开这些差异，这一时期德国兴建的砖石建筑与雕像的体量是非常大的，这使得足够顺从和能干的建筑师与雕刻家们名利双收。仅在19世纪90年代建造或是设计的建筑中，就有正面上有精心制作的历史塑像的新帝国国会大厦（1884—1894年），已经提到过的基夫霍伊泽山纪念碑（1890—1896年），威廉一世的国家纪念碑——显然他被看作官方认可的国家之父（1890—1897年），威斯特法里亚港的威廉一世纪念碑（1892年），德意志角的威廉一世纪念碑（1894—1897年），柏林“胜利大道”（Siegesallee）上的霍亨索伦王朝君主们的巨大殿堂（1896—1901年），德国城市中的各种威廉一世雕像（1894年多特蒙德，1894年威斯巴登，1898年普伦茨劳，1901年哈雷，1903年汉堡），以及不久以后大量出现的俾斯麦纪念碑，它们在民族主义者中赢得了更为真心的支持。其中一个纪念碑的正式落成，则成为在帝国邮票中首次使用历史题材的起因（1899年）。
德意志角的威廉一世纪念碑
对砖石建筑与雕像的这种不断积累可以做出两点评论。第一点有关民族象征的选择。有两种是现成的：含糊不清但在军事上足以胜任的“日耳曼尼亚”，尽管在雕塑上没有什么显著地位，但是从一开始就广泛出现于邮票上，因为还没有一个能象征作为整体的德国的单一王朝形象；“德意志米歇尔”形象，它实际上在俾斯麦纪念碑中具有次要地位。它属于民族的奇特的代表，不是作为国家，而是作为“人民”的民族，它赋予19世纪漫画家的通俗政治语言以活力，并被认为（就像约翰牛和长着山羊胡的美国佬所表现的一样，但与作为共和国形象的玛利亚娜所表现的不一样）表现了民族特性，就像民族本身的成员所看到的那样。尽管与国歌一样，它们的起源和早期历史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它们首先在18世纪的英国出现。“德意志米歇尔”的核心在于，这一形象既强调易被狡猾的外国人轻易利用的幼稚与头脑简单，也强调当最终被激怒时他能运用来挫败他们的狡诈骗局与征服的身体力量。“米歇尔”似乎从根本上说已成为一种反对外国人的形象。
第二点有关俾斯麦式的德国统一作为新帝国的公民们所共同拥有的唯一国家历史经历的至关重要的意义，即使在此之前的德国与德国统一的所有观念都是“大德意志”的。而且在这一经历中，法德战争是核心。德国所拥有的（短暂的）“民族”传统通过三个名字得以象征化：俾斯麦、威廉一世和色当。这在发明出来的典礼与仪式（也主要是在威廉二世统治时期）中得到清楚体现。因此，在一所中学的年鉴中，记载了1895年8月至1896年3月期间举行的不下十次纪念普法战争二十五周年的仪式，其中包括对战争中的各场战斗的大量纪念活动、庆祝皇帝的生日、官方转交一位帝国亲王的肖像，以及各种图饰和公开演说，有关1870年至1871年战争、战争中皇帝观念（Kaiseridee）的发展、霍亨索伦王朝的特性等。
有关此种仪式的更详细的描述可以阐明它们的特点。在父母与朋友们的注视下，男孩子们唱着《守卫莱茵河》（最直接地体现对法国人敌视的民族歌曲，但有意思的是，它既不是普鲁士的也不是德国的国歌），行进至校园中。他们列队，面对着高举饰有橡树叶的旗帜的每个班的代表，这些旗帜是由每个班集资购买的。（橡树与条顿-日耳曼民间文化有关联，民族主义和军事美德也包含在橡树叶中，后者在希特勒时期是最高等级军事勋章的标记：它是拉丁民族的月桂树的合适的德国替代物。）为首的男孩将这些旗帜交给校长，后者随即在集会上讲话，赞美已故的威廉一世皇帝的辉煌岁月，并要求为现任皇帝及其皇后欢呼三次。然后孩子们在自己旗帜的引导下开始行进。随即校长再一次讲话，之后在合唱伴奏下种一棵“帝国橡树”（Kaisereiche）。整个一天以远足至绿色森林（Grunewald）为结束。
色当会战后挂着灯饰的勃兰登堡门，横额上写着“在神的带领下的一个新转变”。
将法国与德国的创新进行比较是有益的。两者都强调新政权的奠基行为——处于尚不明确和最少争论时期的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与普法战争。除这一历史参照点外，法兰西共和国避免做历史性的回溯，而德意志帝国则非常显著地沉浸其中。由于大革命已经确立了法兰西民族和爱国主义的业绩、特性和界限，因此共和国可以将自己的行为限定在利用一些明显的象征，如玛利亚娜、三色旗、《马赛曲》等，并辅之以一种（对它的较为贫穷的公民们的）意识形态解释，详细阐述自由、平等、博爱的显而易见但有时又有些理论性的益处，从而使自己的公民们回想起这些。
（它排除了德意志民族中的很大一部分）的关系也是含糊、象征或意识形态的，因此认同不得不是更复杂和更不明确的，不过霍亨索伦王朝、军队和国家的地位则是例外。由此，参照物是多样的，从神话和民间文化（德国橡树、皇帝腓特烈一世），到利用它的敌人来界定民族的简略的漫画模式。像很多被解放的“民族”一样，“德国”更容易通过它所反对的东西来界定，而不是通过任何其他方式来界定。
这可以解释德意志帝国“发明传统”中最明显的缺陷：未能赢得社会民主党的谅解。确实，威廉二世起初喜欢称自己是“社会皇帝”（social emperor），而且与俾斯麦禁止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有着明显区别。然而，称社会主义运动是反民族的（vaterlandslose Gesellen）这一诱惑是如此强烈以致无法抗拒，由此，与以往如哈布斯堡帝国相比，社会主义者们被更系统地排除出政府（通过一项专门通过的法案，包括被排除出高等教育职位）。
毫无疑问，帝国感到头痛的政治问题中，有两项已得到明显缓解。军事辉煌与力量，以及有关德国伟大的华丽辞藻，消除了“大德意志者”或泛德意志者的反对，逐渐使他们与自由派甚至是民主派的起源相脱离。如果他们想要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那么现在就必须通过新帝国，否则就不可能。天主教徒并不带来严重问题，这一点在俾斯麦反对天主教徒的运动被废弃以后变得明显。只有在帝国中正明显不可避免地走向多数派地位的社会民主党构成了一种政治力量，如果以这一时期其他国家的情况为指导的话，那么这种政治力量应该已使德国政府转向一种更灵活的态度。
然而，在一个其自我界定在如此大程度上依赖于它的内、外部敌人的国家中，这并不是完全意想不到的；而且由于明确反民主的军事精英形成了一个如此强大的机制，以将中产阶级吸收进统治阶级，那么就更是如此了。不过，选择社会民主党以及犹太人（不那么正式地）为国内敌人还有其额外好处，尽管帝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并不能充分利用它。它为同时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颇具煽动性的请求，这能在“民族”的旗帜下动员为数众多的下层中产阶级、手工业者和农民，他们感觉受到前面两种思想的威胁。
（本文摘自《传统的发明》，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英] 特伦斯·兰杰 编著，顾杭/庞冠群 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2月版。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简介: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享誉国际的近代史大师，“巴尔赞奖”得主，不列颠学院成员、皇家文学学会成员，美国艺术与科学院荣誉成员，曾任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主要著作有“年代四部曲”、《民族与民族主义》等。
译者简介：
顾杭，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全球史研究院。研究方向为法国近现代史。
庞冠群，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方向为法国史。
内容简介：
许多我们认为由来已久的传统，实际上都是相当晚近的发明。本书探索分析了这一发明过程的诸多案例，包括苏格兰和威尔士“民族文化”的形成、19和20世纪英国皇家仪式的演进、殖民时期印度和非洲参与帝国仪式的起源，以及欧洲大陆试图发展人民自己的反传统的努力。本书涉及的内容广泛，深入研究仪式和符号，展现了过去与现在的复杂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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