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楚七国之乱
我的《史記新本校勘》
通過《史記》文本的校勘
對一系列相關的歷史問題
得出了不同於以往的見解
至少
這是解決史上某些疑難問題的一種重要途徑
感謝諸多朋友的支持
《史記新本校勘》已經印刷了1萬冊
這種鼓勵和支持
讓我進一步堅定信心
把《史記》新本的校勘持續做下去
下面公佈的
就是前不久剛剛寫成的一篇校勘札記
勘正的是
《史記·吳王濞列傳》的兩處重要文字譌誤
由此
學術界目前所認識的吳楚七國之亂戰事的地理進程
大爲改觀
我們對這場戰事的認識
也大大深化了一步
這就是校勘的力量
這就是踏踏實實讀書的收穫
一、吳王濞列傳
【一】《史記·吳王濞列傳》原文：
條侯（周亞夫）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乗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絶淮泗口，塞吳饟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絶吳饟道。[1]
這是漢景帝時期吳楚七國之亂事發後周亞夫從關中東出昌邑以平定亂軍的一段記載，文字和標點俱照錄今中華書局新點校本。點校者對這段文字，基本沒有校勘說明，衹是在“吾據滎陽”句下注云：“凌本、殿本重‘滎陽’二字，《漢書》卷三五《吳王濞傳》同。”[2]竊以爲就文義而言，這“滎陽”二字重與不重，並沒有任何區別；就版本源流而言，填補這兩個字沒有足夠依據；就古人行文習慣而言，則似以不重書這一地名爲佳。其實覈諸史實，這段文字中的“淮陽”二字，存在很大問題，影響讀者對相關史事的理解，所關非細，而點校者卻未能留意。
〖今案〗
這裏洛陽、滎陽、昌邑三地的位置，大致東西並列，一線排開，而一個地點比上一個地點要稍偏北一些，即準確地講，滎陽在洛陽東偏北，昌邑又在滎陽東偏北，周亞夫從洛陽途經滎陽去往昌邑，本來路是很順的；加上當時戰事緊急，也容不得他無故耽擱。可是，令人費解的是，《史記·吳王濞列傳》卻記載說，周亞夫在抵達昌邑之前，忽地轉向東南方向四五百里開外的淮陽，亦即鴻溝（當時亦稱狼湯渠）岸邊的淮陽國都陳縣，然後再掉過頭來，從淮陽轉趨東北，奔赴昌邑。
可這是爲什麼呢？在歷史地理學知識範疇之內，對所謂“淮陽”這一地點的準確認知，不僅直接關係到吳楚七國之亂的軍事地理進程，還直接影響到我們對當時以及此前很長一段時間內這一地區交通道路結構的認識，絕不是一個可以輕易忽略的問題。
譬如，業師史念海先生過去在研究秦漢時期的交通道路時，就依據《史記·吳王濞列傳》這一記載，將雙方行軍路線，復原如下圖：
史念海先生繪製
《吳楚七國構兵時行軍路線圖》
史念海先生具體解釋上圖所示行軍路線說：“亞夫至洛陽之後即進軍滎陽，更由滎陽移屯淮陽，又由淮陽而東北至昌邑。”請注意，這裏明確提到周亞夫是由滎陽轉赴淮陽，而這一點、亦即周亞夫是從洛陽抑或滎陽去往淮陽，在《史記·吳王濞列傳》裏是沒有清楚說明的。那麼，怎樣解釋周亞夫如此怪異的行軍路線呢？史念海先生論述說：“承平之時，由滎陽而至昌邑固不必繞道至此。亞夫之移軍過陳，或有其軍事上之理由，吾人自不能細爲推求，然淮陽爲一交通之樞紐，要可必也” [3]。
另一方面，以軍事歷史研究專家爲主的一批研究成果，在分析這場戰役的地理進程時，大多棄而未取“淮陽”這一地點，把周亞夫的進軍路線，直接由滎陽推向昌邑。爲什麼這樣處理？誰也不做解釋，基本上都是假裝沒有看到《史記·吳王濞列傳》的記載。儘管不說，個中原委，也不難揣測：若是採信於《史記·吳王濞列傳》，相信周亞夫先至淮陽，再赴昌邑，打過仗或者說明白真槍真刀地兩軍對壘是怎麼回事兒的人，都覺得實在講不通；但要是想說明《史記·吳王濞列傳》的記載不可信，又誰都做不到。於是，就衹好這樣，裝聾作啞——我不提，就當它根本不存在[4]。
《中國軍事史》附
吳楚七國之亂戰事圖
《中國古代戰爭戰例選編》
附吳楚七國之亂戰事圖
嚴謹的學術研究，不能就這樣顢頇了事，遇到什麼困難，都要努力加以解決，況且漢廷平定吳楚七國之亂，是歷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應該花足力氣澄清是非正誤。
辨析這一問題的途徑，還是要先回到《史記·吳王濞列傳》本身。其實仔細斟酌這一段文字的內容，便不難發現其間的罅隙。
第一，周亞夫來自漢都長安，其目的地，首先是“會兵滎陽”。當他抵達雒陽後，見到城中大俠劇孟（劇孟事別見《史記·游俠列傳》[5]），宣稱“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講的仍然是“會兵滎陽”的預定計劃。可是，下文卻沒有他進軍滎陽的記載，而突然冒出一句話說“至淮陽”，這樣使得前後失去照應，行文突兀，很不順暢。
第二，《史記·绛侯周勃世家》記述周亞夫此行的路線，乃謂“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争鋒。願以梁委之，絶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6]。這裏所記委梁以吳楚的謀略係出自周亞夫自陳於漢景帝，似與《吳王濞列傳》所記周亞夫得計於鄧都尉者有別，但實際上也可能同爲一事的兩個不同階段，即《吳王濞列傳》所述是周亞夫問策於鄧都尉事，而《绛侯周勃世家》所記是周亞夫在雒陽得計後上陳於景帝事，時間前後相承，並不矛盾。
第三，“淮陽”是個諸侯國的名稱，而像《史記·吳王濞列傳》這樣的記述，這個地名一般應是指稱某一城邑，也就是一個具體的地點。因此，像我們在《史記·吳王濞列傳》中看到的這樣徑稱其國名“淮陽”，行文形式是很怪異的。
另一方面，按照《周勃世家》的記載，周亞夫是在按照預定計劃“會兵滎陽”之後，隨即“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並沒有先去淮陽，再轉趨昌邑。
這樣，兩相互證，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就呈現在我們面前——《史記·吳王濞列傳》的周亞夫“至淮陽”，應該是“至滎陽”的譌誤；或者說若把這個“淮陽”訂正爲“滎陽”，即周亞夫按照預定的計劃，在抵達雒陽之後，隨即東至滎陽，那麼，所有相關的記載，就都文從字順，沒有任何窒礙了。
其實，關於這一問題，清人梁玉繩早就提出過這樣的看法：
《漢書·亞夫傳》：亞夫從趙涉計，走藍田，出武關，故先抵洛陽，後至滎陽。《游俠傳》洛陽劇孟可證。然下文云引兵壁昌邑，而由洛陽到昌邑不得過淮陽，疑“淮陽”乃“滎陽”之誤。或曰吴方攻梁，亞夫會兵滎陽之後稍引而東也。[7]
儘管梁氏的論證，尚顯疏略，但同情同理，自然會引出相同的結論。
深入認識周亞夫由雒陽到滎陽再到昌邑這樣一條進軍路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還需要對漢廷平定吳楚七國之亂的整個地理進程做出相應的分析，需要對滎陽和昌邑兩地的戰略地位予以清醒的認識。
發動吳楚之亂最核心的人物，是吳王劉濞。劉濞的總體戰略構想，見於《史記·吳王濞列傳》的記載，可以大致概括爲如下兩點：（1）由外圍趨向核心，全力擠壓至漢都長安。（2）兵分南北兩翼，會師於西向函谷關大道，再由東向西，推進至關中。下面稍微展開，具體解析一下這一戰略部署的各個主要環節。
這場軍事政變的發起者是吳王劉濞，所以軍事行動中最重要的骨幹和主體構成，也是劉濞自己麾下的吳國軍隊。吳都廣陵，其軍隊北上後，先與立都於彭城的楚國軍隊匯合，再合兵攻取梁國，以轉而西向函谷關。這是七國聯軍的南翼。
聯軍北翼的核心是膠西國。膠西國的國王，與吳王劉濞約定，要以其“兩主分割”天下。在膠西王的主導下，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諸國，一度都應允參與叛亂，不過齊王隨即“後悔，飲藥自殺，畔（叛）約”，濟北王因“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實際也未能起兵相應。這樣，齊地參與叛亂的諸侯王衹有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和濟南王辟光。除此之外，在黃河北岸，趙王遂也加入其間。故膠西、膠東、菑川、濟南和趙，這就是叛軍北翼的五國。總的來說，可以說這北翼五國是以“膠西爲渠帥”。
除此之外，吳王劉濞企圖聯合的力量，還有淮南、衡山、廬江和燕國。這些諸侯國，在地域上，已經屬於上述七國的外圍。再向外圍。則是南越北胡，即南面的南越和東南面的東越、閩粵以及北面的匈奴。這些諸侯國和地方政治勢力雖然大部分都沒有能夠發兵助力，衹有東越以軍兵相從，但守土中立，靜觀局勢的變化，就是對吳楚七國有力的支持[8]。這足以保障聯軍後路的安全，使其得以放心進兵。這也就是我在前面所講的“由外圍趨向核心，全力擠壓至漢都長安”的戰略構想。
吳王劉濞具體的戰術性安排，還有兩點，值得注意。
一是其行軍作戰，避忌分兵。
史載“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禄伯爲大將軍。田禄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别，多佗利害，未可知也，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禄伯”。吳太子這裏講的分兵之害，分爲兩項，一是擔心領兵的將領背叛自己，二是除此之外尚且“多佗（它）利害未可知”[9]。
關於這第二項危害，曹魏時人蘇林解釋說：“禄伯儻將兵降漢，自爲已利，於吳爲生患也。”[10]可是所謂“將兵降漢，自爲已利”同上述第一項危害亦即將兵“反王”是同一回事兒，審其文義，“且擅兵而别，多佗利害，未可知也”云云，本是對“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之說更遞進一層的表述，當此緊要關頭，吳太子的言語不至於如此重疊復沓，把剛剛說過的話以這種遞進的形式又重說一遍，蘇林的解釋，實在不合乎情理。
除了這一政治原因之外，所謂“擅兵而别，多佗利害”這兩句話，指的就應該是軍事上的種種不利之處。分兵有利於相互呼應，有利於出其不意，但也會造成兵力分散，造成前線作戰部隊與後方保障區域交通聯繫的困難，從而難以克敵制勝，甚至被個個擊破；合兵有利於形成強大的衝擊力量，也有利於保持前線與後方的密切聯繫，但機動靈活性明顯不足，一旦進攻受阻，很容易僵持不下，影響戰役目標乃至戰略目的的實現。
總之，分兵還是合兵，往往各有利弊，事後諸葛亮很容易做，可對於當事人來說，卻是很難拿捏的。不過吳王劉濞倒是個做事很乾脆的人，他毫不猶豫地拒絕了田禄伯分兵的建議，決定由他本人“專并將其兵”，直接統率全軍出征[11]。
劉濞戰術部署的第二項特點，是穩扎穩打，步步爲營。
當吳王劉濞摒棄大將軍田禄伯分兵側擊的建議之後，又有“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歩兵，歩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12]。
穩步推進的好處，一是前線和後方補給區的聯繫，能有更好的保障；二是前線作戰部隊沒有後顧之憂，免得被敵軍切斷後路，前後夾擊，甚至陷入四面合圍。當然從另一方面看，戰機稍縱即逝，所謂兵貴神速，拖拖拉拉地往前蠕動，有時會陷入更大的被動。究竟怎麼做好，往往同樣很難把握。因爲這通常不是你一方這麼想、怎麼算的事兒，還要看對方做出怎樣的選擇，你得趕着看。除了能隨時準確地掌握敵方的動向，確切無誤的神機妙算，在戰爭中也許從來就不存在。
綜合起來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吳王劉濞同他手下這兩位將領對戰術形式抉擇的差別，似乎可以歸結爲軍事將領和政治首腦的不同思考。軍事將領，講究的是兵行詭道，險中求勝，而政治首腦考慮的是穩中求成，萬無一失。劉濞這樣的出發點，對這場戰爭的進展和結局，都有着根本性的影響，也直接影響到這場戰役的地理進程。
戰役展開以後，叛軍的南翼，在吳王劉濞的直接統領下，順利展開，可北翼卻開局不利，出現了預想不到的情況。齊王的反悔，濟北王的受控，不僅嚴重阻滯了這一翼軍隊策應吳楚軍並與之匯合的步驟，而且還因顧慮受到齊國的攻擊而使得膠西、膠東、菑川、濟南各國的軍隊不得不先行“共攻圍臨菑”，從而最終徹底喪失了南下參戰的時機[13]，實際上衹對這場戰役發揮了非常有限的牽制部分漢軍的作用。
出師不利，北翼折斷，南北兩翼合擊並進的大戰略遭受了致命的損害，這就使吳楚聯軍這一南翼也難以順暢展開，而西漢朝廷一方，則得以比較從容地應對這一突發事變。《史記·吳王濞列傳》記載說，當變亂突發之際，“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呉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14]。《史記·孝景本紀》也記載“上乃遣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將兵誅之”[15]。由於膠西、膠東、菑川和濟南諸國，都在圍攻齊都臨菑，趙兵也是孤掌難鳴，所以酈寄和欒布兩人實際衹是率軍監控齊（含膠西、膠東、菑川和濟南諸國）、趙兩地的叛軍南下，以便集中力量，對付南翼的吳楚聯軍。
竇嬰屯兵滎陽，是朝廷應對叛軍的一項關鍵舉措。滎陽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一是地當函谷谷道的東端，相當於漢都東門之闕；二是位於鴻溝水系與黃河的交匯點附近，控扼着這兩條水上運輸的大動脈；三是當時天下的第一糧倉敖倉就在近旁。因此，天下稍有戰亂，自是兵家必爭之地。楚漢戰爭時劉邦之所以勝、項羽之所以敗，就其軍事上的優劣而言，很大程度上就在於劉邦始終牢牢控制着滎陽及其附近的敖倉。後來在劉邦病故之時，“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也對穩定形勢，起到了重大作用[16]。前文提到的吳少將桓將軍所陳“食敖倉粟”的作戰方案，就是要搶佔這一戰略要地，吳王劉濞雖然不贊同冒險輕進的作戰方案，但“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拒）漢兵”[17]，本是他預定的重要軍事步驟。
《史記·吳王濞列傳》雖然僅記載竇嬰駐軍滎陽是“監齊趙兵”，但是他所發揮的實際作用，卻不止於此。清人錢大昕解釋《吳王濞列傳》的紀事說：“當時竇嬰與周亞夫並命，本紀惟載嬰、亞夫二人，不及別將，以二人固元帥也。滎陽在南北之衝，東捍吳、楚，北拒齊、趙，委寄至重。然吳楚之兵既有亞夫自將，非嬰所得監，若齊、趙雖各遣將，而嬰爲大將軍，得遙制之。”[18]其“滎陽在南北之衝，東捍吳、楚，北拒齊、趙，委寄至重”云云的說法，已經表明竇嬰之所以駐軍於此，雖然在軍隊統屬關係上並不對周亞夫具有指揮的權力，但竇嬰統領的軍隊，對東南吳楚叛軍同樣具有控扼的作用。故史載竇嬰緣此役戰功而獲封魏其侯，是“以將軍屯滎陽扞破吳楚七國侯”[19]，可見其所獲功績並非僅僅是“監齊趙兵”而已，也包括對東南一側吳楚叛軍所發揮的抗禦作用。
在這一背景下，我們纔能很好地理解，周亞夫東出後爲什麼要像《史記·吳王濞列傳》所記載的那樣首先去“會兵滎陽”。
如前所述，《史記·吳王濞列傳》記載說漢景帝是“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呉楚”，但同時又記載周亞夫到雒陽後對劇孟說他是“乗傳至此，不自意全”，堂堂漢家統領三十六名將軍的太尉，怎麼會發出其命幾乎不保的感慨？
這件事情的原委，見於《漢書·周亞夫傳》的記載：
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説亞夫曰：“將軍東誅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素富，懐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黽阸陿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殽黽間，果得吳伏兵。[20]
這樣的情況，表明周亞夫是衹帶少量隨員從長安去往雒陽的，並沒有與“三十六將軍”及其麾下的軍兵同行，所以纔需要防範吳王刺客在殽黽谷道上的伏擊。周亞夫從長安到雒陽這趟路的實際走法，就是《史記·吳王濞列傳》裏所說的“乘六乘傳”，亦即連同他的隨從，共分乘六輛傳車。因而，統屬於周亞夫指揮的那“三十六將軍”及其麾下的軍兵，應是另從不同的地區直接徵調到滎陽，周亞夫所謂“會兵滎陽”，就是到滎陽去接管這些兵馬，而諸軍集結於滎陽的原因，乃是基於這裏獨一無二的戰略地位。
這樣看來，周亞夫抵達雒陽之後，理當迅速去往滎陽，掌控這支規模龐大的軍隊。不然，在軍情如此危急而又“三十六將軍”無主的情況下，他作爲這支軍隊的最高統帥，又有什麼理由非要繞騰到淮陽那裏去呢？顯而易見，是絕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的。要是按照我在前面提出的看法，把《史記·吳王濞列傳》的“淮陽”改訂爲“滎陽”，那麼就一切都合情合理，不存在任何疑惑了。
那麼，有沒有可能如史念海先生所理解的那樣，是在周亞夫進軍滎陽之後，“更由滎陽移屯淮陽”了呢？我認爲同樣不存在這種可能。
這是因爲吳楚聯軍進兵的目標是梁國，這一點，從鄧都尉所說“以梁委吳”這句話中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當時的梁國，主要包括秦故宕郡舊地和原淮陽國北邊的襄邑、寧陵、傿縣諸縣，鉅野澤週邊區域都被囊括在內。其中重要的城鎮，除吳楚之亂時的梁都睢陽之外，另有昌邑和定陶這些著名的都邑[21]。明白了當時這一政區狀況，也就很容易理解，鄧都尉所獻“引兵東北壁昌邑”的計策，正是針對吳楚聯軍直衝梁國而來的情況，在其軍行必經的路途上設置一個控制點，用以阻遏其兵鋒。
又吳王劉濞起兵後係先“并楚兵”再行北上，而楚都彭城（今徐州）位於泗水岸邊。鄧都尉進獻給周亞夫的計策，乃謂入居昌邑“深溝高壘”以守之後，還要“使輕兵絶淮泗口，塞吳饟道”，周亞夫也果真依計行事，在“堅壁昌邑南”的同時，“輕兵絶吳饟道”。所謂“淮泗口”應當是指泗水匯入淮水的河口，這是吳國轉運軍糧的咽喉要地，因而截斷這一河口就能造成吳軍陷入“糧食竭”的局面，最後吳軍的潰敗，也果然與其軍中糧絕，“士卒多飢死”直接相關[22]。吳軍糧餉既然是通過泗水河道運輸北上，也就意味着其行軍路線，衹能是通過彭城北上。
吳楚聯軍既然是經由彭城北上，那麼就無論如何也不會向西遠走，去往狼湯渠邊的淮陽國都陳邑，這是看一眼地圖，就能夠一目瞭然的事情。叛軍的兵馬根本就沒有西行淮陽的跡象，而是從彭城直接北入毗鄰的梁國境內。史載當七國之兵初起之際，漢景帝問計於故吳相袁盎，袁盎以斬鼂錯、謝諸侯爲對。景帝聽從其言，誅殺鼂錯，並委派袁盎入吳，勸說劉濞偃旗息鼓，不再與朝廷作對。但當袁盎趕到吳國的時候，“吳楚兵已破梁壁矣”[23]，亦即攻破梁軍的壁壘。實際上吳楚之軍不僅攻破一兩處梁軍的壁壘而已，而是傾其全軍，大兵壓境，業已“西圍梁”[24]。此事清楚表明，吳楚聯軍確實是直接推進到梁國境內的，周亞夫和竇嬰也都是在這一情況下纔受命出征的[25]。那麼，在戰事如此吃緊的當口，周亞夫又何以會撇開敵兵而徑去遠離戰事的淮陽？依我看，這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通的。
另外，從軍事戰術角度講，如前所述，吳楚聯軍在既然已經進入梁國境內而主要城池都沒有攻下的情況下，若是甩開梁國的守軍直接轉趨淮陽，這違背吳王劉濞最初確定的穩扎穩打、步步爲營的作戰方針，既不可想象，也萬分危險，同樣不可能發生。叛軍不去淮陽，周亞夫就也沒有去往那裏的道理。
下面，再讓我們從昌邑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這一點來看一看周亞夫及時入駐這裏的必要性以及他不會別走淮陽的道理。
如前所述，面對吳楚聯軍的強勁勢頭，預料“難與爭鋒”，鄧都尉幫周亞夫謀劃的對策，是在姑且“以梁委吳”，實際上是令吳楚軍與梁國的軍隊兩相爭鬪，藉此消耗叛軍的實力，而周亞夫所率朝廷的主力部隊則躲在“深溝高壘”的軍壁中，以逸待勞，同時再派出小股部隊，到泗水入淮的河口，截斷來自吳國後方的糧道。這樣，待吳楚聯軍兵疲梁絕之時，一舉將其殲滅。
要想很好地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做好一項重要的安排，這就是給周亞夫屬下的這“三十六將軍”兵馬設定一個理想的駐軍地點。——鄧都尉選定的這個地點，便是昌邑。
那麼，周亞夫屯兵於此，究竟都具有哪些優勢呢？
首先，吳楚聯軍是直入梁國境內，而且按照前文所述其總體戰術思想，是要在攻取梁國全境之後，再向西進軍關中。周亞夫雖然是想先坐觀吳、梁爭鬪再從中漁利，但他統帥的這支大軍，也不能離開梁境過遠。遠了，不僅不能及時出擊吳楚叛軍，而且離遠了也無法威嚇和吸引叛軍，以牽制其作戰能力。周亞夫率軍屯駐在一個逼近叛軍的合適的地點，也就使得吳楚聯軍無法對梁軍形成壓倒性優勢，以至於很快就把梁軍徹底殲滅並全面控制梁境，從而大大增強這些叛軍的實力——那就違背周亞夫率軍來此的本意了。正因爲如此，周亞夫實際駐軍的地點，就選在了梁國境內的昌邑。
若是進一步追究周亞夫何以選擇昌邑而不是梁國境內的其他地點，這就取決於昌邑特有的交通地位了。過去我在研究西漢昌邑國的地理優勢時已經指出，戰國以來著名的“午道”，也就是兩條全國性路上交通大幹道縱橫交會的十字樞紐，就在昌邑東北不遠一個叫作“安陽”的地方。這兩條一縱一橫十字交叉的大幹道，橫向的一條，是從長安東行，經函谷關至雒陽，再經大梁、定陶、昌邑和安陽，再向東北轉折，直至臨淄；縱向的另一條，是從彭城北上，經過安陽，直至黃河渡口平原津[26]。這也就意味着控制了昌邑，大致就等同於控制了安陽所在的這個天下通衢的十字路口。
如上所述，周亞夫統領重兵，屯駐於此，最直接、最首要的目的，當然是利用這個控制點，牽制東南方向襲來的吳楚聯軍，令其不得貿然西進。前面已經談到，吳王劉濞對這場戰爭的總體設計，就是依託於一個穩固的後方，向漢廷控制區域整體推進，逐次展開，而不是脫離後方疾兵突進，搶攻戰略要地，更不敢像離弦之簡一樣直插最終的目標。在這種情況下，爲護衛自己的疆土與其苦苦纏鬪的梁國軍隊，已經使其難以越過梁地而西向函谷，現在又加上周亞夫統領的“中央軍”虎視眈眈地坐鎮其後，吳楚聯軍即使想要改變方略，脫離梁地，直接西進，也根本不具備這個條件。這就是前有大將軍竇嬰擁兵阻扼在滎陽，後有太尉周亞夫駐軍昌邑，隨時可以縱兵夾擊，要是再加上遍地的梁軍呼應反攻，那吳楚聯軍就會真的就像甕中之鱉一樣，必死無疑了。
從另一角度來看，周亞夫奉命出關應敵，在“會兵滎陽”接管自己的部屬之後，隨即統兵東出昌邑，這首先是在七國亂軍初起之際所施行的一項防禦措施。
漢廷對七國叛軍的防守，最基本的防線，當然是天下第一關函谷關。但僅僅閉關守國，是萬不得已時纔採取的辦法，儘量拒敵於國門之外更遠的地方，加大防禦縱深，纔能更穩固地守住這道關隘。況且函谷關外還有朝廷武庫所在的雒陽，其中儲備着大量兵器，不容棄而不顧；天下第一糧倉敖倉和它所在的戰略重地滎陽，同樣是兵家必爭之所。因而，如前所述，漢景帝是委派竇嬰率軍鎮守這道函谷關外的巨闕。竇嬰是景帝生母竇太后的侄輩，“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者，乃召嬰，……拜嬰爲大將軍”[27]，可見這是皇帝自家人中不二的人選，足見朝廷對滎陽之地重視的程度。
在這一前提下，我們看周亞夫又從滎陽帶走重兵，東出昌邑駐守，應首先是把防線進一步外推，阻滯叛軍西進的步伐。這不僅進一步加大了防禦的縱深，昌邑的兵馬還可以與滎陽守軍東西呼應，相互依援，愈益穩固了滎陽的防守。
不過周亞夫駐軍昌邑而不是別的什麼地點，還有更大層面的防禦作用，這就與昌邑這個十字路口的地位直接相關了。周亞夫率大軍駐紮這個“午道”的路口，除了阻滯從東南方向來襲的叛軍南翼之外，同時還可以直接堵截北來的趙軍和東北面來的故齊地諸國的軍隊。漢景帝雖已另外委派曲周侯酈寄擊趙和將軍欒布擊齊，但這兩支軍隊的規模顯然都不是很大，作戰能力也不強，衹是暫時遏制趙、齊兩地叛軍的兵鋒。實際上這兩支叛軍被最後平定，都是在吳楚聯軍潰敗很長一段時間之後的事情[28]，足見這北翼一路叛軍對漢廷也構成很大威脅。
吳王劉濞起兵後，附庸在身邊的賓客，多被任用，獨有一來自下邳名“周丘”者，以“酤酒無行”，受到冷落。《史記·吳王濞列傳》記其行事云：
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户，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呉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
這裏提到的“城陽”，如張守節《史記正義》所釋，是指北鄰濟南、膠西兩國的城陽國[29]。城陽國西南毗鄰楚國[30]，其地自然是在昌邑的東北方向。今程光裕、徐聖謨主編《中國歷史地圖》，將此“城陽”標示在昌邑西北[31]，這應該是《漢書·地理志》濟陰郡下成陽縣的位置[32]。“城陽”和“成陽”這兩個地名，很容易互譌，過去我在《楚漢彭城之戰地理考述》一文中做過一些辨析[33]。今觀周丘“破城陽中尉軍”之事，可知《史記·吳王濞列傳》之“城陽”自屬城陽國，蓋“中衛”乃諸侯王國屬官，專門司掌“武職”[34]，程光裕、徐聖謨主編《中國歷史地圖》繪製的位置是完全錯誤的。
程光裕、徐聖謨
《中國歷史地圖》之
《漢七國之亂圖》
周丘在城陽國所控制的這十幾萬兵馬，上與吳王劉濞具有直接的隸屬關係，又沒有像膠西等國那樣參與圍攻齊王的行動，故隨時可以配合吳楚軍向周亞夫發起進攻，或是越過昌邑而直接進軍滎陽。這一情況，進一步顯示出周亞夫坐鎮昌邑的戰略意義。
在清楚、準確地認識當時的軍事地理形勢和周亞夫駐軍昌邑的戰略意義之後，還可以看到《史記·吳王濞列傳》中與此役相關的另一處文字，也應當存在嚴重的譌誤。
按照前引《史記·吳王濞列傳》的記載，周亞夫在遵從乃父賓客鄧都尉的計策，深溝高壘，“堅壁昌邑南”之後，並沒有見到他移師他處的任何記載。原因，就是如上所述，昌邑具有獨特而又重要的戰略地位，按照其既定的戰略部署，要是局勢沒有什麼特別重大的變動，周亞夫是沒有理由輕舉妄動的，衹能堅守昌邑，以逸待勞，通過“輕兵絶吳饟道”，令“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再“以全彊制其罷極”。
其實按照當時參戰雙方各自的核心目標，漢軍守住滎陽一帶，阻扼吳楚七國聯軍的進攻，就算贏；而吳楚聯軍若是久攻不下，就必輸無疑。這種軍事態勢，是周亞夫一定要穩穩地守住昌邑的根本原因。所謂“堅壁昌邑南”，就是在昌邑城南設置堅固的軍壁，據守其中。
周亞夫是這麼想的，也是這麼做的。《史記·吳王濞列傳》述云：
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35]
爲什麼周亞夫連漢景帝令其解救梁王危難的詔命都可以置之不理？這就是將在外軍命有所不受，他必須根據戰場的實際情況，以大局爲重，堅持貫徹使“彼吳梁相敝”再坐收其利的方略。
在這種情況下，絕望中的梁王衹好奮力一博，拼死自救：
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36]
問題來了：周亞夫不是一直“堅壁昌邑南”對吳梁相戰坐壁上觀麼？怎麼吳軍又會轉而與其會戰於“下邑”？從前面引述的史念海先生繪製的《吳楚七國構兵時行軍路線圖》上可以看到，下邑位於昌邑與彭城之間，我們實在看不出本來“堅壁昌邑南”以靜製動的周亞夫，爲什麼會無視齊、趙等北翼的聯軍，特別是周丘手下那十幾萬軍隊（由於城陽國的位置，西擊昌邑，相當便捷，不像膠西等四國那樣會受到齊國和濟北國的牽制，即使漢廷派有“將軍欒布擊齊”，恐怕對周丘這隻兵馬也沒多大扼阻作用），徑自率軍改駐下邑，而且史籍中也沒有其他記載可以印證這一點。
若是假設周亞夫看到時機已到，想要主動發起進攻，那麼，他理應與梁王內外夾擊，聚殲吳軍，可在《史記·吳王濞列傳》中我們看到，他面對來襲所謂“下邑”的吳軍的實際情況，卻仍是困守軍壁，被動應付：
（吳軍）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絶，卒飢，數挑戰，遂夜犇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東越。[37]
根據這種作戰的態勢，我想有理由推測：直到這次吳軍潰敗之前，周亞夫一直率軍據守昌邑城南的軍壁，《吳王濞列傳》的“下邑”應是“昌邑”的譌誤。
這樣的推測雖然沒有直接的版本證據，《漢書·吳王濞傳》的文字，也與《史記》相同[38]，但揆諸方位關係和當時的軍事地理形勢，應如前述“滎陽”譌作“淮陽”一樣，是因地名下一字相同而致兩地名稱近似所造成的譌誤，而且這一譌誤由來已久，班固撰著《漢書》時所見《史記》，文本就已經如此，所以纔會導致其誤字被《漢書》承襲，以致後世學者無法準確地復原當時的軍事地理形勢。
根據史念海先生舊圖
改繪的吳楚七國之亂
戰事地理進程示意圖
不過符合歷史事實的分析，總是能夠在史籍中找到與之相應的蛛絲馬跡。試看《史記·绛侯周勃世家》下述記載，我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清楚印證上述推斷的：
太尉（周亞夫）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徃。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絶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内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39]
與前引《史記·吳王濞列傳》相關內容比較，這裏講的在“昌邑”軍壁東南或是西北發生的戰事，豈不正是《吳王濞列傳》所記述的“下邑”之戰？至少我自己認爲，《史記·吳王濞列傳》之“下邑”爲“昌邑”之譌，藉此是完全可以坐實的；周亞夫統領的這一支大軍，自從抵達昌邑以後，到吳王劉濞敗走之前，一直駐守在昌邑城南的軍壁裏面，一動也沒有動。
2019年6月17日記
[1]《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卷一〇六《吳王濞列傳》，頁3426。
[2]《史記》卷一〇六《吳王濞列傳》卷末校勘記，頁3433。
[3]史念海《秦漢時期國內之交通線》，原刊《文史雜誌》第三卷第一、二期，此據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頁553—555。
[4]臺灣“三軍大學”著《中國歷代戰爭史》（北京，軍事譯文出版社內部發行翻印本，1983）第三冊，頁144—148，附圖三～九五。《中國軍事史》編寫組著《中國軍事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第二卷《兵略（上）》，頁263—271。軍事科學院戰爭理論研究部《中國古代戰爭戰例選編》編寫組著《中國古代戰爭戰例選編》（北京，中華書局，1981）第一冊，頁160—171，附圖二十。案後者雖在文字敘述中談到“周亞夫率軍到了淮陽”這麼一句話，但在所附地圖上，對此卻略無表述，可見仍是忽略了“淮陽”這一地點，也更顯示出這是一種有意的忽略。
[5]《史記》卷一二四《游俠列傳》，頁3869。
[6]《史記》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頁2521。
[7]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三三，頁1372。
[8]《史記》卷一〇六《吳王濞列傳》，頁3420—3423。
[9]《史記》卷一〇六《吳王濞列傳》，頁3427。
[10]《史記》卷一〇六《吳王濞列傳》並劉宋裴駰《集解》，頁3427。
[11]《史記》卷一〇六《吳王濞列傳》，頁3427。
[12]《史記》卷一〇六《吳王濞列傳》，頁3427。
[13]《史記》卷一〇六《吳王濞列傳》，頁3422。
[14]《史記》卷一〇六《吳王濞列傳》，頁3425。
[15]《史記》卷一一《孝景本紀》，頁560—561。
[16]《史記》卷八《高祖本紀》，頁492。
[17]《史記》卷一〇六《吳王濞列傳》，頁3421。
[18]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清嘉慶原刻本）卷一二《答問》九，頁4b。
[19]《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一八《外戚恩澤侯表》，頁685。
[20]《漢書》卷四〇《周亞夫傳》，頁2059。
[21]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頁54—56。
[22]《史記》卷一〇六《吳王濞列傳》，頁3429。
[23]《史記》卷一〇六《吳王濞列傳》，頁3425。
[24]《史記》卷一一《孝景本紀》，頁560—561。
[25]《史記》卷一一《孝景本紀》，頁560—561。
[26]拙著《海昏侯劉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頁258—267。
[27]《史記》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列傳》，頁3436。案“宗室、諸竇”係指宗室諸劉與外戚人家，今中華書局新點校本將“宗室諸竇”連讀，顯誤。
[28]《史記》卷一〇六《吳王濞列傳》，頁3430—3431。
[29]《史記》卷一〇六《吳王濞列傳》唐張守節《正義》，頁3428。
[30]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頁13—14，頁98—99，頁108—112。
[31]程光裕、徐聖謨主編《中國歷史地圖》（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下冊《漢七國之亂圖》，頁98。
[32]《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頁1571。
[33]《楚漢彭城之戰地理考述》一文收入拙著《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頁120—126。
[34]《漢書》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頁741。
[35]《史記》卷一〇六《吳王濞列傳》，頁3429。
[36]《史記》卷一〇六《吳王濞列傳》，頁3429。
[37]《史記》卷一〇六《吳王濞列傳》，頁3429。
[38]《漢書》卷三五《吳王濞傳》，頁1916。
[39]《史記》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頁2521—2522。
